如何处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学作品中探讨的重点。这个议题想要探讨的不仅仅是父母与孩子的亲情，还关乎尊严。不同时代，每个个体的挣扎都是这类文学作品关注的内容。孙睿近两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三部小说《火车不进站》《宝贝儿，带我飞》《挠羊》不仅探讨了亲子关系，也写出了处于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在人生选择之中的思考，而且在叙述上也显示出处在不惑之年的独到体验——曾经年轻一代的“80后”，如今已经既是儿女，也是父母了。
《火车不进站》写的是开火车的姜大车与女儿姜蓉蓉从小到大相处的事情，两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从崇拜、害怕、厌恶到喜爱的演变过程。姜大车也两次遭“贬”，职业生涯一落再落。这部小说几乎代表了很多家庭，尤其是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将姜蓉蓉和姜大车割裂开来的是不同年龄辈分人的观念、不同的社会话语规训、各自对对方不同的期许，而将两者关系弥合起来的是割裂不开的骨肉亲情，以及彼此对对方的珍视。每个人成长中都会对外部话语产生怀疑，尤其是来自父母的关心。因为这种关心不止出自爱，还出自权威，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外部权威的话语规训会产生天然的抵触。而另一方面，父母年龄不可逆转，这种权威和既有经验慢慢变得不能适应下一辈的成长环境。
当下社会语境往往以年代指称某一辈人，以10年为间隔的代际指称固然道出了某种年代特性，但是似乎也特意将不同年代的人割裂开了。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与1989年出生的人是否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显然是要存疑的。而放到整个时间历史的长河中看，这种代际指称前后不过短短几十年。于每个个体而言，它确实十分漫长，但是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谁又能否认每个个体成长的共通性呢？我在阅读作品时，每每感叹姜大车和姜蓉蓉不愧为父女，姜蓉蓉扬言要放弃中考、姜大车扬言不去婚礼，但是这对父女又都以自己的方式“食言”。他们看似都不信任对方，可是又像命定的一家人一样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就与父辈的关系而言，每一个个体从幼年成长至少年，从少年成长至成年，往往遵循崇拜—怀疑—再度崇拜的过程。《火车不进站》如此，《挠羊》也是如此。表面上，情节中的人物总是冲突对立、不能互相理解，但是父辈与子辈其实是一条线上的两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才是作者行文的深层逻辑，也是小说最后父辈与子辈往往能达成和解的原因。《挠羊》中，巴图不能理解爸爸试图以羊换人的行为，更不能理解在自己看似即将能挠到羊的时候横插进来阻拦的行为。如果小说的设置使得巴图一帆风顺，挠羊成功，那整个文本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我在读的时候也不断地问自己，结局应当是巴图“保住”了羊，可是巴图将如何挠羊成功又能打破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呢？作家孙睿的巧妙设置使得整个小说的精神高度上了一个层级。其实，《挠羊》想要重点表现的并不是巴图励志个人奋斗史，而是巴图与父辈的精神和解史。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一个叙事性文学作品，从平衡起步，然后出现不平衡，经过努力再到平衡，这样不断转换所完成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成的叙事。所不同的是，与起步的平衡相比，经过努力后再达到的平衡则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升华。
《宝贝儿，带我飞》所探讨的也是亲子关系，略有不同的是孩子年龄较小，叙事的角度基本是从大人的角度切入的——其实更是作者已完成个人身份的转变，开始不自觉以父亲的视点在看待世界。米乐如何完成自己从追求个人理想到当一个父亲这种换位，又如何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完成个人认知转变，从而实现自身艺术成就超越，都是借由亲子关系来完成的。孩子的飞其实也是米乐认知的飞和米乐事业的飞，由此才有了题目《宝贝儿，带我飞》。米乐真正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之后，他反而取得了艺术上更大的成就，过去绘画创作需要依靠酒精、临摹和阳光房，现在他画出的是真正具有艺术价值和自身体验的画作，是超越外部因素加持便能创作出的画作，而这正是幼小的孩子所带给他的。外在的东西并不能成为真正驱动艺术家的因素，而只有艺术家内心的强大才能使他创作出真善美的作品。《火车不进站》其实也是如此，姜大车和姜蓉蓉是互相成就的，虽然表面上看，姜大车的工作一再下落，但是他作为父亲的角色和他在家庭中的威信在本质上真正确立了。火车汽笛声、姜蓉蓉手中的喜烟和打火机，就是对父女俩情感上和解的最好证明，也是对姜大车个人真正在家庭中赢得了尊重的最好证明。
作家孙睿擅长通过各种意象塑造人物，也塑造出人物之间的各种情感关系。《挠羊》中的羊；《宝贝儿，带我飞》中的韩总、阳光房、画作、饺子；《火车不进站》中的火车、《九成宫》等，都是作家借来表达的意象，使得文章充实有趣，也巧妙地写出了人物的一些变化。比如《九成宫》字帖，全文共提及四次，分别对应着姜大车和姜蓉蓉关系的微妙变化。第一次，因为姜大车带回来了《九成宫》字帖，10岁的姜蓉蓉开始对父亲回来产生厌烦情绪；第二次，姜蓉蓉偷跑出去玩而未练字帖被姜大车发现，被父亲打了手心；第三次，姜蓉蓉回到家乡翻看儿时物品翻到字帖，向过去的自己告别；第四次，姜蓉蓉的灯具店开业，她在店中练习字帖《九成宫》，但是在李萍来看她时却刻意掩盖了自己在练《九成宫》的行为，这时她其实在内心已经对父母接受了，只是放不下自己高傲的自尊。一个小小的《九成宫》字帖，作为符号意象存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意义”的载体，它的变化也就象征着人物的某种变化。
此外，孙睿作品的可读性也非常强。他很懂得把握读者的阅读心理，小说语言也充满趣味。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写道：“某些意象、某些叙述方式和词汇都出自作家本身及作家的过去，逐渐地形成其艺术的规律性的东西。”《挠羊》中“串羊、喂羊、抢羊”这些带着民俗色彩的描写对读者有天然的吸引力。《火车不进站》中列车员的打油诗，“只要黄瓜足够长，轻松卷到太平洋，敷脸美容做新娘，用完还能进厨房……”，也是对中国民间推销话语的幽默写照。《宝贝儿，带我飞》里韩总外号是钱串子，米乐则以佼佼者的名称借代，但两者待遇的转换又多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些生动新奇、贴地气又极具文学色彩的表达让人读来趣味盎然，同时也具有比较丰富的可阐释空间。孙睿这三部作品以饶有趣味的笔触表达了对亲子关系的理解，对父辈与子辈关系的探讨，作家给予了我们一种发人深省的启示，也在结尾表达了对每个个体理想化的期望——保持着他们对待世界的姿态——奔跑、操练、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