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认真地作了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努力体悟当中的斟酌与考量，所凝结的思想与共识。

更加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绷紧思想“这根弦”。从出生到成人，从读书到工作，从长江之畔的乡村到长三角的一个省会城市，我所逢遇的，正是改革大幕拉开、各领域破冰破局乃至风高浪急、千舟竞帆的时代，所经历的正是经济大发展、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有我所感知的农转非、国企改革、大学生从统包统分到自主就业、福利分房取消、免征农业税、北京奥运会、杭州G20峰会等大事件，还有我所体验的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长途汽车、绿皮火车、动车、高铁、飞机、游轮等不断出现的现代工具，“嫦娥”真的探月了，“蛟龙”深度潜海了，世态万象，繁复多姿。面对前所未有的瞬息万变，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员，需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理论学习，增强政治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更加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在思想上不麻痹大意，在言行上不随波逐流，在审美上增加鉴别力。《决议》在文化建设方面，用较大篇幅重点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众所周知，文艺工作就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乎意识形态工作全局。所以，在写作者的笔下，字字句句关乎当下和未来，需要慰藉心灵，激发正向的力量。

更加清楚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怀有反哺“这份心”。有一阵子盛行说：“我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对于个体而言，所站立的地方，有生养的山河故园，有打拼的大小城市，有过河的渡口、歇息的驿站，有长居或终老之地，也有可能是异国他乡。“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作为人，对于桑梓之地，对于给予自己力量的一个个地方，总会情有所系、思有所在。我常想，对于自己站立的地方，知道它的历史和正在进行的变化吗？在文字中呈现过它的万千之一吗？面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振兴，是否从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前辈的研究与实践中，获得更深一层的思考，是否从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中汲取一些创作的灵感和力量？近几年，我多次随同文艺小分队奔赴基层“送文化”“种文化”，参与过战疫、扶贫、抗洪及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红耀江淮等主题创作。但显然，面对层出不穷的并溢出固有经验、认识边界的新情况、新技术、新业态，自己尚未很好地深入、消化，还欠缺足够的创作功底和创新的表达手段。一直在努力，通过文字和文字之外的尝试反哺自己所站立的地方。有一年，家乡一个乡镇受了洪涝，我寝食难安，即刻联系一些朋友，并通过慈善组织募捐6万多元，送达需要援手的人家。有几年，用心挖掘所在城市街巷的文化底蕴，助力多个历史文化街区的打造。今后，我还会怀着一颗热心，力所能及地做些具有建设性的文化善事。

更加深刻认识文学的作用和价值，用好手中“这支笔”。今年11月25日，是“人民作家”巴金先生诞辰117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在他倡议建立并题写馆名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近旁，在鲁迅文学院，我重温了他在1979年3月1日发表的文章《文学的作用》。文中写道：“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尽管已过去32年，重新读到，仍觉得振聋发聩。2021年，我有幸入选安徽首批优秀文艺青年工作者“551”选拔培养计划，又有幸来鲁院学习，聆听了许多高质量的授课与研讨发言。虽然达不到像巴金先生所说的，写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但至少要向“自觉写作”“有效写作”靠拢，多些“跳高式”的、体现一定难度系数的创作实践。有人问毕飞宇，如何成为一个作家，毕飞宇说，坚持写三十年，不要停止。他还说，“最大的、最可以依赖的才华是耐心”。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在写作这件事上，较之于鲁院老师所提的要求，自己的虔诚和耐心还远远不够。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决议》中所强调的，可谓字字千钧。我想，往后的自己，得“坐冷板凳”“挖深井”，保持内心的柔软，眺望具有诗意的远方，不断开拓创作视野，拔高人生的情怀。身逢壮阔的新时代，只有深切地去感触磅礴的地气、生气，才可能写出活力、热力，彰显应有的职责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