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最初是在1997年，我阅读到张远山写的一篇关于诗人叶芝《幻象》的评论，甚为震惊。他把神秘学解读为知识学，把天学解读为人学，这是我们历来所缺乏的思维能力。张远山的这种学术工作，对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性的，是一种方法论的启示。只有这种逻辑精神，才能建构出现代性，处理时问时新的“人类应该如何存在”的学问，它是精神性的，所以也是意义的世界，按照印度人的吠檀多理论，哲学是能够让人觉悟的，“知识就是解脱”或“了解就是成为”，人们不但可以在理性的知识里面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旋生旋灭的时间当中，开启出最强大的时代性的力量。

如果勉强找一个中国古人来打比方的话，我觉得张远山所做的工作，是将庄子哲学中的某些谜团，还原到一种理性的秩序与框架当中，供人们去有效地传递，这就是很大的价值创造。因为只有理性化的话语才能够有效传递，那些纯粹讲体悟的、讲神秘经验的，很难构成公共化的知识。在我看来，张远山试图把讲体悟的、个体化的、灵魂感动式的、充满悟性经验的道家文化，归到一种理性与公共的精神把握当中。我们说过，这种把握正是我们历来所匮乏的，是张远山的学术意义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热爱浑沌思维。

张远山很早就解读过庄子内七篇的结尾：“浑沌之死”，并对这个寓言赋予了现代性的价值，他说：“所谓‘浑沌’，就是浑浑噩噩的愚钝。‘浑沌之死’，意味着文明开化。”

是的，我们一直热爱“浑沌”，但不懂“浑沌之死”的重要。我们热爱浑沌，这是一个传统，是中国最初的学问，譬如易学背后的太极思维，属于重要的传统；但同时，我们也要热爱倏忽，因时间带来的一切新事物，这可以归到易学里面的数理研几之学，深谙变化之道，由此，甚至热爱“浑沌之死”，这就是现代精神，唯有这样的指向，才是日新又新、开向未来的文化创造之路。正如李劼所云：“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谓迫在眉睫。自以为是其实是无知的别名。”

所以，说白了，这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属于时间性的变易哲学：“南海之帝曰倏，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 这个“倏”与“忽”，就是一个时间结构，在时间里面，把事物的浑沌一一解开，再回归到时间，最后，承接住一切的未来。我认为，这是张远山的野心之一。

张远山向往的是轴心时代，而轴心时代的轴心精神，其实是要建构出自我的真理或真实，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寻觅“真宰”。在轴心时代里面，当然也有不少二流三流的思想家，但只要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无不是在提醒人们：记得，寻找你的自我，在自我的生命中心，建立起整个世界的基础，然后，一切精神性的信仰才会真正有效，否则，尽是欺人之谈。所谓“一真一切真”，惟此地有了真切的根基，外围的拥有才会被一一照亮，随着你的自我精神的深度与强度而分配被照亮的广度。

张远山所要寻找的坐标之中心，就是这个能发光并且不灭的自我。通常，我们容易把轴心时代奉为宗教精神的宣扬，是建构闳大的外在世界的精神结构与超越性的知识传统。但是，英国的作家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轴心时代》一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发，她说：所有轴心时代的第一流智者，都会告诉我们要热爱自己，追随自己，需要深深地亲证自我的知识。这也是释迦牟尼、老子与苏格拉底的用意，连孔孟也是这个意思，譬如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孟子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等等，用庄子的话讲，就是“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这些都是轴心时代的精神特质。不是为了一个外围的世界之获取作为价值的中心，而是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回归到一个原点，这一坐标或有变化，有长短参差，但是，其轴心是不会变动的。我们用庄子在《齐物论》里的话来说，即是“道枢”，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当核心建构起来以后，一切存有才会获得有效的秩序。

彼岸、远方、想象，因为这个中心的确立，加以理性的精神来驾驭，人们就可以把天学化为人学，把神秘学化为知识学，这件理性化的工作是需要有人来做的。我们若还是在歌颂浑沌，还是要回归模糊性，回归到某种可疑的传统，那是不能进到现代社会的，只是前现代的原始知识材料而已。所以，张远山的对手，其实是一个很宏大、很久远的文化传统。

这个方法论的重要性，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它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之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命脉之所系。我们说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历来缺乏逻辑学、缺乏以理性精神来组织的知识论传统，更没有指向未来的现代性学问，这一点，在张远山以庄子作为案例的工作中，开启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典范，应该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当然，张远山毕竟只是一个个体，他在坚持了几十年的个体劳动中，只能成为他自己。他理解时代，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之可贵面与可憎面，他的重要性在于，他贡献出来了这样一个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从某一些容易颓废的传统中觉醒，能够挺立在时间的变化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