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最初是在1997年,我阅读到张远山写的一篇关于诗人叶芝《幻象》的评论,甚为震惊。他把神秘学解读为知识学,把天学解读为人学,这是我们历来所缺乏的思维能力。张远山的这种学术工作,对我们的启示是现代性的,是一种方法论的启示。只有这种逻辑精神,才能建构出现代性,处理时问时新的“人类应该如何存在”的学问,它是精神性的,所以也是意义的世界,按照印度人的吠檀多理论,哲学是能够让人觉悟的,“知识就是解脱”或“了解就是成为”,人们不但可以在理性的知识里面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在旋生旋灭的时间当中,开启出最强大的时代性的力量。
如果勉强找一个中国古人来打比方的话,我觉得张远山所做的工作,是将庄子哲学中的某些谜团,还原到一种理性的秩序与框架当中,供人们去有效地传递,这就是很大的价值创造。因为只有理性化的话语才能够有效传递,那些纯粹讲体悟的、讲神秘经验的,很难构成公共化的知识。在我看来,张远山试图把讲体悟的、个体化的、灵魂感动式的、充满悟性经验的道家文化,归到一种理性与公共的精神把握当中。我们说过,这种把握正是我们历来所匮乏的,是张远山的学术意义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热爱浑沌思维。
张远山很早就解读过庄子内七篇的结尾:“浑沌之死”,并对这个寓言赋予了现代性的价值,他说:“所谓‘浑沌’,就是浑浑噩噩的愚钝。‘浑沌之死’,意味着文明开化。”
是的,我们一直热爱“浑沌”,但不懂“浑沌之死”的重要。我们热爱浑沌,这是一个传统,是中国最初的学问,譬如易学背后的太极思维,属于重要的传统;但同时,我们也要热爱倏忽,因时间带来的一切新事物,这可以归到易学里面的数理研几之学,深谙变化之道,由此,甚至热爱“浑沌之死”,这就是现代精神,唯有这样的指向,才是日新又新、开向未来的文化创造之路。正如李劼所云:“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谓迫在眉睫。自以为是其实是无知的别名。”
所以,说白了,这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属于时间性的变易哲学:“南海之帝曰倏,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曰浑沌。” 这个“倏”与“忽”,就是一个时间结构,在时间里面,把事物的浑沌一一解开,再回归到时间,最后,承接住一切的未来。我认为,这是张远山的野心之一。
张远山向往的是轴心时代,而轴心时代的轴心精神,其实是要建构出自我的真理或真实,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寻觅“真宰”。在轴心时代里面,当然也有不少二流三流的思想家,但只要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无不是在提醒人们:记得,寻找你的自我,在自我的生命中心,建立起整个世界的基础,然后,一切精神性的信仰才会真正有效,否则,尽是欺人之谈。所谓“一真一切真”,惟此地有了真切的根基,外围的拥有才会被一一照亮,随着你的自我精神的深度与强度而分配被照亮的广度。
张远山所要寻找的坐标之中心,就是这个能发光并且不灭的自我。通常,我们容易把轴心时代奉为宗教精神的宣扬,是建构闳大的外在世界的精神结构与超越性的知识传统。但是,英国的作家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轴心时代》一书给了我们重大的启发,她说:所有轴心时代的第一流智者,都会告诉我们要热爱自己,追随自己,需要深深地亲证自我的知识。这也是释迦牟尼、老子与苏格拉底的用意,连孔孟也是这个意思,譬如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孟子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等等,用庄子的话讲,就是“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这些都是轴心时代的精神特质。不是为了一个外围的世界之获取作为价值的中心,而是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回归到一个原点,这一坐标或有变化,有长短参差,但是,其轴心是不会变动的。我们用庄子在《齐物论》里的话来说,即是“道枢”,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当核心建构起来以后,一切存有才会获得有效的秩序。
彼岸、远方、想象,因为这个中心的确立,加以理性的精神来驾驭,人们就可以把天学化为人学,把神秘学化为知识学,这件理性化的工作是需要有人来做的。我们若还是在歌颂浑沌,还是要回归模糊性,回归到某种可疑的传统,那是不能进到现代社会的,只是前现代的原始知识材料而已。所以,张远山的对手,其实是一个很宏大、很久远的文化传统。
这个方法论的重要性,我个人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它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之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命脉之所系。我们说了,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历来缺乏逻辑学、缺乏以理性精神来组织的知识论传统,更没有指向未来的现代性学问,这一点,在张远山以庄子作为案例的工作中,开启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典范,应该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当然,张远山毕竟只是一个个体,他在坚持了几十年的个体劳动中,只能成为他自己。他理解时代,懂得中国人的文化心灵之可贵面与可憎面,他的重要性在于,他贡献出来了这样一个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可以从某一些容易颓废的传统中觉醒,能够挺立在时间的变化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