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平：从2021年开始，《草原》开设了“自然写作”栏目，倡导自然文学创作。作为一家边疆文学刊物，策划和组织开设这样的栏目，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和思考？

阿 霞：《草原》虽然之前没有明确提出过“自然文学”这个概念，但在创刊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自然文学作品。而真正考虑发起“自然写作”并设置固定栏目，缘于去年《草原》创刊70周年座谈会上，傅菲、鲍尔吉·原野、陈福民、艾平、兴安等几位作家、评论家建议《草原》率先举起“自然文学”这面大旗。因此我们在2021年第一期正式推出栏目，以刊物头条位置、每期50块版的体量，来展示我们推动自然写作的立场和态度。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草原》作为边疆的文学园地，作为多民族文化的文学载体，理应肩负起这个责任，以期引发文坛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与思考。

李景平：“自然写作”与自然文学、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关系如何？具有什么样的文学主张？

阿 霞：由于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概念的混淆，很多作家对这两种创作形式的认知不是很清晰。“自然写作”的概念和定义，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自然写作是以自然为主体，由此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文学，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以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依然属于“他者”意义上的“参照物”。或许两者角度不同，但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主旨来说，是殊途同归的。

自然写作质疑和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人在自然中应该是与其它生物物种平等共生的，这种关系的平衡决定了自然的平衡。我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上的情感关系，比如蒙古族与马的关系，在蒙古人心目中，马不仅仅是财富和工具，更是亲人、是兄弟，是家庭中的一员。这种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自然写作”的初心。

李景平：“自然写作”栏目在文学界的响应程度如何？刊物都推出了哪些作家作品？形成了怎样的作家阵容和作品规模？

阿 霞：《草原》倡导“自然写作”得到了十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积极响应，同时得到了《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的大力推荐。到目前为止，《草原》先后发表了40多位作家的作品，包括徐刚、张炜、陈应松、梁衡、鲍尔吉·原野、王松、艾平、皮皮、李青松、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任林举、庞余亮、周华诚、苏沧桑、傅菲、王建中、刘惠春、东珠、王蕾、海勒根那、娜仁高娃、阿音等，有30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等权威选刊及年选选载，《散文选刊》12期专门刊发了“《草原》生态散文特辑”。

“自然写作”也吸引了旅居海外的作家，比如棉棉，创作了《隐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纪小村》；获得过国际摄影大奖的蒙古族摄影师阿音，听说我们倡导“自然写作”，便将自己的第一篇自然文学作品《蒙古马》交给我们。这些例子表明，《草原》所倡导的“自然写作”得到了广泛回应和认可，“自然写作”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

李景平：《草原》在推出“自然写作”栏目的同时，多次举行“《草原》自然写作营”活动，“自然写作”成为了走进自然的文学，作家在行走中发生思想碰撞和文学交流。请谈谈写作营的现场“碰撞”和“交流”。

阿 霞：“《草原》自然写作营”是我们号召作家们走出书斋、走进大自然，体验户外生存与生活的一项举措，或者说是一个实验。为此，我们分别在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举办了两次自然写作营。作家们在沙漠腹地安营扎寨，在荒野中行走，在帐篷中谈论创作，交流直面大自然的感受思考。大家认为，一部好的自然文学作品，应该是在深刻理解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哲学、社会、伦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创作思考和实践。

李景平：是的。草原是一种实指，也是一种象征。歌唱草原和抒写自然，讲述草原人的绿色故事，如你所说，在《草原》已经形成了传统，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草原》故事，会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意？

阿 霞：丰富的地质地貌、多样的民族文化以及多种生产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内蒙古作家天然的、丰厚的创作资源。内蒙古作家对自然的书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与自然更是有着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严酷的生存条件、乐观向上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爱惜。作家们的生态思想，在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和文学创作中都有体现。

新时期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继承了民族文化中朴素的自然观与生存智慧，是当代较早进入自然文学、生态文学领域的一个群体。他们带着关爱草原森林、关爱生命的目光，用自己的心灵抒写着草原、大漠、森林、生灵的动人故事，不仅对当下失衡的生态现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与批判，同时也在努力探寻救赎和重建之路。乌热尔图、阿云嘎、白雪林、阿尔泰、满都麦、莫·哈斯巴根、乌力吉·布林、阿尤尔扎那、海伦纳、冯苓植、肖亦农、邓九刚、艾平、路远以及新生代作家海勒根那、娜仁高娃、安宁、晶达、达拉、阿娜、刘惠春、谢春卉……他们的民族属性虽然不同，但都生长在内蒙古，文化基因里天然有着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所以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上都体现了自然文学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学界多声部合唱中独特的嗓音。

李景平：《人民文学》《天涯》《广西文学》都曾开设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栏目，与《草原》差不多时间，这是中国文学界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阿 霞：如你所说，自然写作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界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觉，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调整和反思。我们过去认为大自然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被我们使用和挥霍。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异常，各种自然灾害增加，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步枯竭，我们终于认识到，如果想要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我们就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它是与我们平等共生的生命体。

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催生了生态文学，但生态文学并不拒绝现代的生活方式，也不拒绝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而是要找回在现代生活中遗失了的生活本真。无论生态文学还是自然写作，都是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来，是从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来，既是文化自觉，也是历史使命。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是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在自然和生态文化方面觉醒的明显标志。人类要想从根本上延缓或消除生态危机，首先必须洁净自身、清洁精神，只有全人类的生态意识与观念觉醒，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我们生存环境的健康，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延续。

我们当然要对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恶化发出警示和担忧，同时应该学会用心灵与自然对话，就像张炜在随笔《我行走，我感动》中所说的，通过“行走与实勘”“沉默与思悟”，与自然建立一种“相依相存和血脉贯通”的生命关系。

李景平：您对中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未来前景怎么看？

阿 霞：相比于自然文学，生态文学更注重对“问题”的揭示，可以说“题材”的选择决定了生态文学创作的成败，这就很容易造成内容和题材的趋同化，比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动物保护、资源危机等等，这是生态作家关注最多的题材，作品相似度比较高，一些生态文学作品缺乏生态伦理和精神层次的思考, 导致创作范式固化。

前面说过，我们既要对生态危机表示担忧，更应该用心灵来与自然对话，与大自然建立一种血脉贯通的关系。有了这种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作家才能写出具有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自然文学或者说生态文学作品。很多作家已经自觉投入到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写作之中，并且追求独特的审美，我对中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李景平：《草原》作为内陆边疆的文学刊物，却具有开放性的面向中国面向世界的草原胸怀。作为主编，您对未来的“自然写作”栏目有什么愿景？

阿 霞：从整体上看，国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重视自然写作的作家和评论家还属少数。很多作家对生态环境方面的认知相对短缺，他们更愿意以社会关系和自身经验作为写作的出发点，认为生态文学和自然写作与自己无关紧要。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划分出生态文学或者自然写作，写出好作品才重要。但什么是好作品？拘泥于小时代而缺乏大历史的观照，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生活琐事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境界，在自然的大课题面前疏远和背离自然，会是好的作品吗？

如果考察古代经典文学和艺术作品，我们会发现，先秦儒道的“天人合一”、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宋元的山水绘画，无不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紧密关联。正是在人与自然互动与交流的过程中，在人对自然的倾心与描摹中，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高峰才得以确立。当代文学中当然也不乏涉及或体现了生态观念和自然精神的作品，正是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的融入，使作家们有了新的创作视角，拓展了新的文学空间，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追求。这也为我们坚持和推动“自然写作”、展现自然文学创作的美好前景提供了一种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