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作为东部非洲疆域最大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认为是“文学的荒漠地带”。然而，近年来以恩古吉·瓦·提安哥为代表的肯尼亚英语作家在国际上频获重要文学奖项，并在《剑桥非洲及加勒比文学史》等占有一席之地。肯尼亚英语文学已成为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肯尼亚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终点国家，和我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发展任务。我国作为肯尼亚的第一大经济合作伙伴，有必要全面认识肯尼亚的社会历史文化，而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是了解肯尼亚的有效途径，可以有效促进中肯两国的文化交流。

肯尼亚英语小说

与现实主义的关联

“现实主义”主要强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客观写实，具有直面现实、敢于批判、勇于担当的创作原则。这一概念历久弥新，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充实、深化，呈现出多种形态，在反映新的现实过程中依旧焕发出勃勃生机。

肯尼亚英语小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以肯尼亚独立（1963年）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为基础，展现了民众的总体生存面貌及社会变迁。小说的题材宽泛，涉及本土文化、殖民史、独立斗争、城市底层、政治腐败、犯罪、艾滋病、女性身份等话题，其主题大多与种种社会矛盾相关，展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现实主义特征。分析近60年来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的概况可以为促进中肯两国的人文共同体建设提供文献支持。

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

的发展脉络

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起始阶段：60年代，以恩古吉和格蕾丝·奥戈特为代表的民族作家书写民族文化和殖民历史，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具有“政治化”特征；二、发展阶段：70至90年代，以梅加·姆旺吉、玛乔瑞·麦克戈耶为代表的后殖民作家转向批判后殖民社会内部的现实问题；三、深化阶段：在新世纪，以宾亚凡加·瓦奈纳和梅克纳·翁杰里卡为代表的流散作家未受传统主题的局限，在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反映肯尼亚的现代化发展，表现非洲经验。

起始阶段

肯尼亚曾遭受英国半个多世纪的殖民压迫和剥削，60年代，以恩古吉的《孩子，你别哭》（Weep Not,Child，1964）和奥戈特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1966）为代表的本土主义小说针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文化反抗。这些民族作家弘扬民族文化，书写历史，表达了民族主义思想，属于文化现实主义范式。

发展阶段

从70至90年代，肯尼亚的现实主义英语小说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反映反殖民斗争史的茅茅小说，揭露政治腐败、贫穷、疾病、不公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和通俗小说，以及表现女性日常生活的后殖民女性小说。

茅茅小说 50年代，肯尼亚民族主义者用武力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爆发了“茅茅起义”。民族主义作家在反殖文学中批判白人殖民者的压迫，歌颂茅茅运动中黑人的反抗斗志和独立热望，对“茅茅运动”进行历史反书写，主要作品包括恩古吉的《孩子，你别哭》和《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1967）以及梅加·姆旺吉的《猎犬尸体》（Carcase for Hounds，1974）。“茅茅运动”成为肯尼亚文学的永恒主题，每个时期都有作家进行书写。“茅茅小说”重述民族历史，宣扬民众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帮助人们树立了民族自豪感，属于革命现实主义的范式。

问题小说 70至80年代，在新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肯尼亚因部族政治的腐败而社会问题凸显。许多后殖民作家关注社会矛盾，批判社会的阴暗面。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小说中批判政治腐败现象；在幻灭小说中揭露贫困、道德堕落现象；在艾滋病小说中以艾滋病为讽喻批判各种社会弊端；在社会抗议小说中批判城市的贫穷、犯罪等问题。不仅这种严肃文学揭露社会问题，通俗文学也聚焦于犯罪、阴谋等问题，因而将其归入问题小说内。这些作品批判社会现实，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式。分类如下：一、政治/意识形态小说：恩古吉作为政治小说的杰出代表，在《血色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中展现了肯尼亚从前殖民时代到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全貌，批判独立后的政治压制，在《十字架上的魔鬼》（Devil on the Cross，1982）中揭露肯尼亚的政治镇压史；二、幻灭小说：70至80年代，后殖民作家对肯尼亚独立后的族群政治充满幻灭感，表现出他们面对个人在城市空间的异化、公共领域的腐败等政治问题时的张力，反映了肯尼亚去殖民化时代的社会危机，姆旺吉在《快点杀死我》（Kill Me Quick，1973）中描绘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三、艾滋病小说：90年代，肯尼亚面临的另一社会问题是艾滋病的肆虐，于是在许多小说中艾滋病成为腐败社会的讽喻，例如，玛格丽特·奥格拉的《河流和源头》（The River and the Source，1994）和姆旺吉的《最后的瘟疫》（The Last Plague，2000）；四、社会抗议小说：这类小说把通俗文学的形式和政治内容相结合，例如，姆旺吉在《沿着河路而下》（Going Down River Road，1976）和《蟑螂舞》（Cockroach Dance，1979）中批判城市的贫穷、犯罪等问题。

通俗小说 肯尼亚的严肃文学常采用通俗文学的形式。两者常合二为一，并无严格界限。70年代初，查尔斯·曼瓜的《女人的儿子》（Son of Woman，1971）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随后涌现出许多类似作品。80年代尤以通俗犯罪小说最受欢迎，其中半自传体小说和监狱小说最流行。约翰·基里亚米蒂的半自传体小说《我的犯罪生活》（My Life in Crime，1984）是第一部风靡肯尼亚的通俗犯罪小说。70至80年代，通俗小说成为肯尼亚的主要小说类型。它形式多样，包括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显示出作家的创新性。虽然通俗作家倾向于采用西方的通俗美学形式，但小说主题仍是茅茅运动、族群政治、阶级矛盾、艾滋病等本土特有的题材。

后殖民女性小说 肯尼亚独立后，女性文学稳步发展，女作家逐渐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60至90年代，许多后殖民女作家关注本土文化、社会、政治等现实问题，尤为重视女性的生存状况，揭露她们遭受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奥戈特、玛乔丽·麦克戈耶等在《奇怪的新娘》《新生》中揭示出种族、性别、阶级关系的日常生活语境中黑人女性的痛苦、反抗和身份建构，塑造了许多独立坚强的女性角色，展现了她们从边缘地位向主流社会发出的反抗强音，属于日常现实主义范式。

深化阶段

在新世纪，随着瓦奈纳、翁杰里卡等在国外生活的流散作家成为凯恩非洲文学奖得主，肯尼亚英语文学在非洲文坛确立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瓦乃纳的《发现家园》（Discovering Home，2002）在向世人展现现代化进程中肯尼亚和非洲的发展和新风貌时，也未回避当代非洲的民族和政治矛盾，但他展现了当代非洲的现代化发展。翁杰里卡的《芬达黑加仑》（Fanta Blackcurrant ，2017）继承了幻灭小说的主题，聚焦街头流浪者，揭露了城市边缘群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这些新生代作家的现实主义主题超越了前辈作家，蕴含着丰富的本土意蕴和广阔的全球视野，属于日常现实主义范式。

综上，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很大成就。三代作家在三个阶段的创作中表现了肯尼亚特有的本土意蕴和全球视野，形成了文化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日常现实主义四个创作范式。在起始和发展阶段，作家的批判色彩浓重；在深化阶段则注重肯尼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几乎所有作品的落脚点都是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社会不公。

作家的创作旨归

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的主旋律是表现社会对民族、国家和个体命运的影响。在20世纪，民族作家和后殖民作家因历史变迁而对民族、国家及个体命运充满焦虑，在创作中反映时代焦点问题。他们的现实书写与文化、历史、阶级、性别等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贯穿了“反抗”和“批判”的文化政治思想。21世纪的流散作家则融入了当代社会发展及非洲视野。由此可见肯尼亚现实主义英语小说的发展和肯尼亚英语文学的现实关切传统。

现实主义是作家对待世界的一种人生态度。肯尼亚作家注重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思想启蒙功能、现实批判功能，展现了他们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其憧憬未来社会和谐进步的“肯尼亚梦”，凸显出他们浓厚的人文关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