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陈言之务去，惟空言之务去，惟套语之务去，惟人云亦云之务去，惟‘虚情伪意’之务去……”在《何谈风雅》分享会上，作者陈歆耕谈到语言传承与创新时，用了这样几句话，与众多书友共勉。
2021年9月30日晚，沪上学界多位学者雅集钟书阁（徐汇店），参加由作家出版社、上海大学传媒研究中心和游读会主办的“从经典阅读中感知汉语言魅力——陈歆耕历史文化随笔《何谈风雅》分享会”。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郜元宝，上海大学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博导郝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导、艺术家苏金成，游读会创始人、董事长赵春善，作家出版社编辑、《何谈风雅》责编杨兵兵等受邀出席了分享会。
近年来，作家陈歆耕致力于文史非虚构写作，《何谈风雅》是继《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文史著作。该著作以北宋元祐年间一场高端的文人雅聚“西园雅集”为开端，柳永、范仲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宋徽宗、王诜、谢叠山等历史人物纷纷登场，在作者严谨而又灵动摇曳的笔墨下，史实与史识兼容，反思与吟咏并举，人物与事件迭现……
远离文坛喧嚣 潜心宋史研究
由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转向历史非虚构写作和研究，对陈歆耕来说，是不小的跨界。作者为何选取宋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他的研究和书写对象，是不少读者关心的问题。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宋代文化评价极高。相比较此前的诸子百家的涌现，宋代文化是另一座高峰。作者陈歆耕坦言，宋代的史料典籍浩如烟海，由于印刷技术的发达，使得当时文人的书写能够被快速印刷、出版、流传，光是野史就有难以计数的版本。仅仅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历时多年整理出版的《宋人笔记》就有几百部。如果对文史阅读和写作感兴趣，不妨就从宋代开始，因为此前史料毕竟比较少，从宋代开始多起来了，史料多，研究和写作可以腾挪的空间也就大得多。
郜元宝表示，宋代文明在中国是很特殊的，某种程度上，古代中华文明登峰造极是在宋代。中国的文明、文化需要通过经典的阅读和研究、写作加以传承，否则就会出现“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状况。陈歆耕选择宋代进行研究，也许是有这样的忧患意识。陈歆耕继《剑魂箫韵：龚自珍传》之后，又推出以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为主打的历史文化随笔新集《何谈风雅》。这些年他远离文坛喧嚣，甘于寂寞，以“衰年变法”的勇气毅力，大量购读清史、宋史和相关文学原典及研究著作，甚至不辞劳苦，南下北上，自费开展田野调查，终于登堂入室，并且入室操戈，先后写出一系列沉甸甸的关于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苏轼、章惇、谢叠山以及“宋四家”（“苏黄米蔡”）研究专论，其成就着实惊人。
杨扬在阅读《何谈风雅》后，谈到了他自己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唐人崇尚金器，而宋人则喜欢天青色的瓷器。从不同的时代审美风尚看，唐人喜欢炫丽，而宋人则喜爱淡雅。宋代的汝窑闻名遐迩，汝窑的天青色与唐代金灿灿的器皿相比，可以概括为是一种简朴主义的返璞归真。陈歆耕的诸多随笔，选择宋代事件和人物进行聚焦，这与他近年来的生活心境大概有一定的关系。”
直面历史真相 吟咏反思并举
郜元宝认为，陈歆耕从当代文学批评前沿转向文史研究领域，其中反思和批评的精神一以贯之。前些年，他写下了大量的随笔散文，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秉持公心，无所顾忌，尽情批评文坛弊端，而《文学报》在他主编期间也热情鼓励标靶精准的批评，给基本以学院批评为主导的当下文学批评界开出一条新路，吹来一股清风。之所以敬重陈歆耕先生，更因为他把过去灌注在当代文学的识见、才情和热情转而灌注到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开辟了自己独特的历史非虚构写作风格。他的历史研究自然而然地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处处可见他对中国文化之巨大历史连续性和循环性的敏锐把握。他的真诚批评和积极反省精神始终一贯。相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如今的历史研究让他找到了更大的精神空间，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学术自由。
杨扬也表示，陈歆耕长期的新闻从业经历练就了他的干练和敏锐，他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总是刀锋见刃，态度鲜明。另外就是他不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而是列举出一本本书，从那些书的行列里，寻找古人的行踪和气息。“他还发挥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亲自到一些名胜古迹，寻访探幽，由此引发出他的‘何谈风雅’的追问和对古人形迹的品评。”
陈歆耕既保留了文学批评之锐气，又有深耕史学研究之精细，二者交汇贯通，构成《何谈风雅》的主要风格特色。书中谈到宋徽宗创造的“瘦金体”书法，陈歆耕从大历史文化的角度给予了反思与追问：“至于有人从他（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中看出了‘帝王之气’，实在是臆想附会。那些个瘦瘦尖尖的笔锋，如果说有什么‘锐气’、‘锋芒’，那也等同于牙签。牙签很‘尖锐’，但无法用来做御敌的剑戟。”
郝雨认为《何谈风雅》依然非常能够体现陈歆耕的“战士之气”和“文人雅士之气”：“正如书名所示，他出于对文人雅士的尊重和崇尚，以一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为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去做了很多考证。对古代文人史料方面的考论，是《何谈风雅》这本书的突出特色。书中讨论的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会产生一定的隔膜感。因为很多留下来的史料真假难辨，所以事实上今人对历史上的人物会有很多误解，包括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都存在硬伤。陈歆耕在书中的考证很严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苏金成在谈到阅读《何谈风雅》后的感受时说到，林语堂对苏轼颇有研究，《苏东坡传》是其得意作品，被称为中国现代长篇传记的开标立范之作。他将苏轼塑造为思想透彻、学识广博的天才，并且慷慨厚道、多才多艺，其他诗人难以望其项背。而陈歆耕在重读此书时却屡屡感到“废书而恸也”。他直言，该著（《苏东坡传》）最大的问题在误征某些不实史料，在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褒贬失当。苏东坡是天才级的大文豪固然为文学史家共识，但不等于苏东坡先生是一块无瑕之白璧，更不是一尊神。完全不必要为了把苏东坡描述成“完人”，不惜过度贬抑另一位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东坡更伟大的历史先贤。比如书中提到章惇在受到冷落的时候，苏东坡并没有对原本的好友提供安慰或者帮助，导致章惇备受伤害，待到章惇登台手握大权后，对苏东坡进行残酷打击。因此苏东坡后来连续被贬，他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陈歆耕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不是贴标签式的，而是写出历史事件、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人感到更真实可信。
《何谈风雅》的出版，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对传统文化、对文化自信应持有的态度。郜元宝表示，古和今是不能分割的，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自信时，不能仅仅依靠古人的东西，而是要让古代的东西活过来，在当代发扬光大。打通古今和文史的界限，本来就是自秦汉至五四的中国历代通才的治学传统，陈歆耕无疑用自己的方式赓续了这一传统。
郝雨认为，“在今天，我们不应该用一种附庸风雅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而应该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所了解，并且尽量减少错讹和疏漏。所以我们应该学习陈歆耕先生‘较真’的态度，他能够把我们忽略的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化现象发掘出来，包括对谢叠山价值的重新认定等等。我读了《何谈风雅》中关于谢叠山的那篇文章后，发现自己对谢叠山的确非常欠缺了解。陈歆耕先生这本书在很多地方填补了空白，所以希望更多的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能够关注这本书。”并且我们要仔细斟酌“风雅”二字，郝雨提到，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然而文化的粗鄙化以及精致利己主义之风却在逐渐侵蚀我们的精神。所以我们都应该思考，在物质富足的过程中，需要人格的风雅，更需要全社会的风雅。 正如书中所说，“读这些文字时，我感受到了什么叫‘锥心之痛’，什么叫‘泣血之泪’，什么叫‘斯文扫地’，什么叫‘耻辱苟且’！于是就想，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如与文学、艺术，硬要摆在一架天平的两端衡估，那么文学也好，艺术也好，真的不算个啥！‘尊严’是树根、树干，文学艺术是绿叶、花朵，根、干倒伏，花、叶何所依附？”
重视经典传承 谨防语言“断流”
作者陈歆耕谈到，自己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带有个人化的很随性的痕迹，从清史滑到宋史里，也带有偶然性的因素。专家们用了“历史研究”的字眼，让他感到“诚惶诚恐”。只能说有一点思考，放到“研究”层面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努力做到言之有据，所有的史料都有严格的标注，这一点是做到了。但愿不要让历史学家和学者笑落大牙。
当晚的话题主要是谈经典阅读和语言问题。他认为，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又是困扰很多写作者的老大难问题。“我深深地感到，对于一个写作者，语言的修炼，是一辈子的功课。韩石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我写的龚自珍传记，有报章文字风格的痕迹。他的批评不无道理。我曾用八个字来概括我的经历：‘职业媒体、业余写作’。我在一线做记者长达近20年，在文学性表达中，很难摆脱报章风格的潜在渗透，虽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也总在尽力摆脱，但如何彻底摆脱，仍需继续修炼。过去的‘业余’，在退休后成了消磨时间的‘主业’，但愿能做得更好一些。当然‘报章体’与文学表达，也不是截然断裂的板块，他们也有可以交融的地方。‘报章文字’追求的真实、准确，与文学写作的追求是同向的，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所需要的。报章中那些流行的‘概念化’用语，则是文学个性化表达的‘杂质’”。
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文学写作，也是从事其他行业最基础的能力。语言是构建大厦的砖头，没有足够多的优质砖头，就无法建筑大厦。语言是思想、见识、性情、艺术感觉的载体，语言甚至就是文章的一切。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强调的也是语言问题。今天所能读到的先贤传给我们的经典，没有哪部作品或文章，存在文章很好但文字一般的“二律背反”现象。阅读经典，是提升我们文字驾驭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不仅可以从经典中感受汉语言的美感，同时也在接受优秀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信念的沁润。语言的来源无非是两种路径，一是从阅读过往经典中传承；一是从现实生活中观察、积累、选择。有人说前者是“流”，后者是保持活力之“源”。我觉得，他们是一条大河的两端，因“断流”而导致语言的苍白、枯竭和粗鄙化，正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在当下阅读基本为碎片化、娱乐化、视觉化所主宰的状况下，提倡经典的阅读似乎更为重要。无论传播的技术方式如何变革，经典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始终不应动摇。
赵春善、杨兵兵围绕经典阅读与赓续传统文化及语言能力的提升等话题，也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见解。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者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