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活着，尽管“每一个人活着，都是向死亡更近地行走着”。
而活着，就要繁衍、传承、挣扎、守望，像沙卜台的英莲，这个和《红楼梦》中香菱本名相同的女人，用一生守望那无望的爱情，但生命里总有一种意义或者信念值得我们去这样做，不论在城市、乡村还是大地边缘的角角落落，守望无处不在。
文学的唯一意义，大概就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挖掘生活的真实。这两个真实是两码事，因为生活是一个捉迷藏者，总是用一些投影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有人看到表象，有人捕捉本质，没有一个生命可以透彻地理解生之为何，死之为何。
胥得意挥舞着潜意识之锹，在记忆碎片里挖掘他的村庄和每一条生命，他不是给村庄立一个墓碑来祭奠它，村庄尚未死去，在他的心里永远不会死去，他听到村庄在辽西的大雪之下微弱的呼吸声。他不是为了那些原生态的村庄文化而写，也不是为即将消逝的农耕文明写一份悼词，村庄对他而言，是生命的根、生命的开口。他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伸出一只渴求的手，伸向村庄那自由而新鲜的空气。
封闭的村庄是无锁的，开放的城市是隔绝的。这种悖论式的对立告诉我们人生有多么困惑，我们囚禁其中，永远找不到答案。人类囚禁在太阳系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以光速逃离这个黑暗与光明共存的世界。
在胥得意那些不能自拔的叙述和描写中，可以感受到一份份疼痛，来自文化、民族、精神、生命……这些疼痛纠缠在一起，含混、忧郁、绵长而又憔悴。
他这样写只是为了寻找答案，生命的答案，这些答案掩藏在老曹、忠孝、小宽、积发等一个个土气而渺小的名字里。好像他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好像我们这样有文化的人是迷惘者，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走进窄门，捕捉一缕希望之光。
胥得意笔下的微村庄如此之小，只有13户人家，81口人，却呈现了一个庞大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不上锁的，尽管在众多即将消逝的村庄中，它一定是消逝得最快的，但有些东西依然值得保存，甚至珍藏。对胥得意而言，只有找回这个村庄，他的精神原乡，才能在迷惘的城市里找回自己。
而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如何找回自己。在那个奇特的微村庄中，奇特的小人物身上，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份恒久的美，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以至于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仰望一下他们。
生命是对完整世界的一份守望
生命总是在攫取什么，哪怕家财万亿，总是有一种巨大的虚空需要填补。人需要一个完整世界，而世界是不完整的，对故乡的思念被现代文明的冲击打断，对爱情的渴望被世俗的道德观打断，对生命的敬重被地位的高低打断，就像无处不在的噪声，总是不期而至，倏地打断内心中那份和谐的宁静。
完整世界总是存在于理想中，对骆驼来说，绿洲就是一个完整世界，看到它，可以迈开长长的腿奔跑。只要是人，都会有种生命的冲动，黑暗中的飞蛾一般，扇动，飞翔，扑向火。完整世界只存于内心中，是获取幸福的唯一途径，这种对幸福的判断标准和外部世界的判断标准是截然相反的，以世俗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答案永远是错的，因为，你不懂。
贾英莲是沙卜台唯一拥有完整爱情世界的人，她没有完整的家庭，却有完整的爱情。在二姨的眼里，贾英莲活得不容易，可怜可惜，让人疼。但是，假如让贾英莲和沙卜台那些家庭完整的女人换一下位置，她未必肯，她要的是爱情，不是婚姻，在她看来，沙卜台的其他女人是没有爱情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在沙卜台的人眼里，贾英莲是一个爱情的受骗者，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可是没有得到娶她进家门的承诺，未婚生子，孤苦伶仃。在那些偏僻的村庄，光棍甚多，哪怕是带着儿子的寡妇，只要想嫁，一定有人要。可她没有，她带着儿子过了一辈子。
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居然为那个已婚男人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养不起，送了人。必须要提的是，她从来没有灌输一点让儿子恨亲生父亲的观念，她死后，儿子还是认祖归宗了，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相见。她没恨过那个不肯娶她进家门的男人，而那个男人未必是欺骗她，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离不成婚，娶不了他真心相爱的女人。他们之间有种默契，一种建立在苦难与相偎、残缺与完整之上的心有灵犀，对他们而言，爱就是全部世界，为了爱，可以忍受各种煎熬，守下去。
如果贾英莲的爱情世界不是完整的，那么，她就不会活得那么坦然、自信，她一生都在守望着这份爱情，从没有让它破裂、残缺。我们没有从她的眼神里、一举一动里读到恨，某种程度上，她像《廊桥遗梦》里的弗朗西斯卡守望罗伯特一样，孤独而又幸福地守望着爱情。她也会咿咿呀呀地唱，发泄一下心中苦闷，但这种苦闷，是来自于家庭的残缺，而不是爱情的残缺。何况，在沙卜台这个微村庄，人心质朴得可爱，没有人责备她，没有人唾骂她，她在村庄里很受尊重。所以，她是幸福的，一个懂得爱的女人，难道不幸福吗？要知道，很多完整的家庭，爱情正在一点点残缺。甚至一些因条件而结合的婚姻，是没有爱的。贾英莲是拥有过真正爱情的人，她来过，她爱过，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而这种守望对于作者来说亦是如此，只不过他守望的不是爱情，而是亲情、友情、乡情。胥得意的书写事实上是散漫的，写着这个带出那个，像一股浓稠的汤汁淌过。无论是有姻亲关系的，还是没有姻亲关系的，他都充满感情，每一个小人物，都是他心中熬不化的一块冰糖。
因为沙卜台就是他的完整世界，一个物质贫穷匮乏而精神单纯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干净的、透明的。而这样的人际关系，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在沙卜台，人活得更像人。人是本质意义上的人，活着就是活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感奏鸣，谱成一曲绵长舒缓的音乐，在慢时光的流动中，每一个细胞都是舒坦的。
所以，胥得意不是在保存沙卜台，而是在保存自己。他要保存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一个可以让人放逐灵魂的沙卜台”。他不被物质所累，能够坦然地活着，“活给自己的理想，活给自己的内心，没有悲伤，没有忧愁，没有恐慌，没有绝望，没有痛苦，没有计较，没有卑鄙，没有对富贵的渴求，只有对未来的渴望”。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对完整世界有一份执著的守望。
生命是一种拓展的宽度
沙卜台很小，但并不狭隘，沙卜台的人是懂得宽容和谅解的。生命的宽度如果仅仅是一种道德，那是远远不够的，生命要有爱，不分性别、民族、肤色的爱，跨越阶级和国界，爱每一个人。
事实上，传统文化下的村庄是狭隘的，但沙卜台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所以胥得意的文本并不是为了保存农耕文明与传统文化，他只是保存一份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沙卜台这个村庄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地处辽西和内蒙古结合部，是满汉蒙古多民族的结合部。这个村庄的姓氏很多，并不是像传统的汉族村庄那样，以一两个姓氏为基础建立，所以没有浓重的家族观念，而是一个移民村庄。传统汉族村庄常常是以一个姓氏为基础，比如张家村、李家村、赵家村等等，典型的比如“于家石头村”，是明代忠臣于谦的后代建立的，清一色的于氏家族文化，虽然坐落在河北井陉，但是有许多江浙文化。而沙卜台的多数人是为了避难、避乱移居到这里来的，是“秦人旧舍”“武陵源”，一个现实中的世外桃源。因为偏僻，得以乱世中生存；也因为偏僻，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它将默默地消失。
传统村庄文化是带有浓重的家族主义色彩的，常常为了利益和其他姓氏产生矛盾和冲突，比如客家人和当地人的争斗，百年不息。不论家族保护主义，还是民族保护主义，都不利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家族主义是狭隘思想诞生的根源，也是小农意识的根源。
但沙卜台看不到这种利益之争，它太小了，小得必须互相扶持才能生存发展。它小到没有路，路掩盖在荆条和野草之中。沙卜台是有爱的，比如二姨，总是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别人的苦难，而不是在背后和其他女人说三道四，捕风捉影。沙卜台的女人虽然也会三五成群，张家长李家短，但是她们没有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讽刺、挖苦别人，她们的言谈是善意的。
无论是自觉的善意，还是非自觉的善意，都能留下一份长长的感动，比如老曹在大雪天为孩子扫出的那条三四里的小路。的确，老曹是为自己的孩子扫的，他是自私的，但是我们却没法说他自私。因为他在扫这条路的同时就知道，不只是他家的孩子走，别人家的孩子也要走。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家孩子凭什么占我的便宜，你们应该跟我一块扫雪。
然后就出现了一种拓展的善意，路是我为自家孩子扫的，但你们也可以走。我的孩子享受我的爱，你们也可以享受。
然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这种拓展的爱，反而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爱来得更自然、更美好。假如老曹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是一个精神极为高尚的人，我们会发现，这种道德会有一种强制力，它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他人，老曹无私，大家也应该无私。就像灾难出现的时候，他捐款，你们也应该捐款，否则就是不道德。
在沙卜台，没有道德绑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老曹自私而又充满爱，为他的孩子扫出一条路，别的孩子同样也得到了爱。这就是沙卜台的村庄文化，一个很小的村庄，它的文化却有超越一般道德的善与美。这样小一个村庄，拥有更高一层的对爱、对善的理解，它存在，值得我们去分析、去研究、去感受，真的很美。
甚至沙卜台的小孩子，他们之间也没有家族保护主义，没有帮派。他们之间打架，都是带有欧洲决斗色彩的打架，谁的矛盾谁解决，两个人自己解决，别人不会插手。哪怕亲哥哥，也会站在一旁观战，而不会上手帮弟弟一把。
在别的村庄，这种事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沙卜台太特殊了，一个微村庄，不同姓氏的家族共处，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社会公约，非传统的价值观。就像整个村庄只有一把象征性的、一捅就开的锁一样，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虽然是不同民族混杂的一个村庄，但沙卜台是没有民族之争的，各自遵循民族生活习惯，没有人干涉，也没有人看不顺眼，互相尊重对方。很多没有名的植物，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名字，其他人就会接受这个名字，比如“一裹辛甜”，好像就该这么叫似的，没有人产生异议。第一个命名者是享有命名权的，这是一个奇特的村庄文化。再如“吕忠孝打盆处”，这个命名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大家都接受了，并且引以为乐。如果说尊重是生命的一种宽度的话，那么沙卜台的生命是非常宽厚的。
13户人家的小村庄，还要划分出一个地主来，这是匪夷所思的事，但在特殊时期，也可以理解，毕竟地主也是有指标的。吕凤来家这样的地主并没有受到同村人的歧视，沙卜台的地主是“地的主人”，谁最勤快，谁拥有的地最多。在偏僻、荒凉、干旱的辽西，只能靠双手去开垦一块块耕地，13户人家，都是拓荒者。
吕凤来由于孩子众多，日子过得比较贫穷，但是依然保留了地主身份的一些习惯，比如门帘上挂铜钱，被面要浆洗。用米汤浆洗的被面，尽管盖起来偏硬一些，但是最大的好处是保护被面，并且来年再拆洗的时候可以轻易地去掉油泥。所以地主的生活习惯，并非浪费和奢侈，而是牺牲舒适度，让衣物更耐久一些，实质上是一种节约。
在地主的眼里，只要勤快，沙卜台是能养人的。吕凤来的儿子小宽继承了这种勤快，也继承了宽容的性格。地主家的孩子礼长，愿意和人交往，而不是孤僻、闭锁心灵。整个沙卜台的人都不是闭锁者，他们总是持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自家的瓜果熟了，任别人采摘，打声招呼就行，不打招呼也没人介意的。
胥得意搬到外地后，二姨总是不忘给他捎去些家乡特产的山枣；二姨去世后，三嫂接着给胥得意捎山枣，三嫂去世后，可能会是别的人。沙卜台的人不论姻亲与否，总是惦记着故乡的人，这种牵挂，何尝不是一种爱的拓展。
包容、宽厚、与人为善、与己为善，沙卜台的生命是有宽度的，不仅作者不希望这个微村庄消失，我们也不希望。因为这个小小的村庄，孕育着一些独特的生命观，而这种生命观，恰恰我们当今社会所欠缺的。
生命是一种共享的快乐
中国传统村庄文化，是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的，是一盘自私自利的散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小农经济的性质，让农民变得局限性颇强，每一株草都要和别的草竞争阳光和养分。
沙卜台恰恰是一个缺乏养料的地方，田地是贫瘠的，土壤不肥沃，流水也不多，可他们有共处的快乐。庞德有一首诗《敬礼》，其中有几句：“我见过渔民在阳光下野餐，我见到他们一家衣衫破烂，我见过他们咧嘴笑着，听过他们粗野的狂笑。我比你们远为幸福，而他们又比我们幸福多倍；鱼在水中乐，连衣服也没有。”
沙卜台的人就像庞德笔下的渔民，他们贫穷而快乐，比我们幸福许多倍。他们懂得和自然共处，也懂得和人共处，他们营造了一种和谐的氛围，甚至不需要用法律和道德去约束，自发地形成一种共处的原则，平和、礼貌、天真、诚挚。
在这里，“狗和人太熟悉了。村子里的狗都不会叫了，温顺地低着头跑来跑去。”狗不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而是人类的朋友。在文学中，鸡鸣狗吠之声是村庄的标志，但沙卜台没有狗吠，一条条沉默的狗是村庄温和的见证。
在这里，“沙卜台的鱼和孩子们一同游泳，水是同一河水，生命与快乐同游。”鱼也能感受到孩子的快乐，孩子也能感受到鱼的快乐，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在这里，“沙卜台的花和人们共同呼吸，花是扎根在这里的生命，年年开放，观望着人来人去。前一年还是采摘它的人，说不准第二年就匍匐在它的身旁了。”沙卜台正在老去，正在消失，但是我们知道，那些消失的老人，是和花葬在一起的。他们生于自然，葬于自然。
一场雨水冲刷出的水坑，成为天然的浴池，你占这个坑，我占那个坑，没有人争抢，总是服从于天然秩序，谁先发现就是谁的。
“沙卜台的树和人是一样的，不惧怕孤独，安然地生活的；沙卜台的树和人是一样的，沙卜台的人少，男女老少都有。树少，却不缺少品种，哪怕有一些树仅仅一棵。”沙卜台有着独特的自然生态，植物品种繁多；人口虽然稀少，但姓氏繁多，各种各样的基因都存在。就像那些不同的树木能在木匠沟和谐共处一样，不同的姓氏也能够在村庄和谐共处。木匠家是唯一种了葡萄的人，虽然不多，但木匠媳妇总要剪下一串又一串分给各家的孩子吃。
沙卜台有种神性，这种文化让他们在潜意识里能够自律，哪怕是一个精神病人。王福玉是一个精神病人，失手杀了自己的媳妇，伤了孩子。但二姨还是劝慰大家，不要记恨一个病人。王福玉出院后，硬是接回了孩子一起生活，此后，无论他怎么犯病，再也没有碰一下孩子。而他哥哥去世后，他大哭一场，理智也一点点回归。能够唤回一个精神病人理智的，是爱，是这种共处的和谐氛围。
即便是抱养来的孩子，在沙卜台，也能感受到亲情，没有人排斥他。人是村庄最宝贵的财富，沙卜台把人看得比物质重要。就像吕化新的家，家是拼凑起来的，但日子不是拼凑的。同样，二姨夫和前妻有一个女儿，二姨并没有嫌弃她，她不但同意二姨夫和大女儿走动，还给了她一份母爱。
这就是沙卜台的人性，以人为本，因此，每一个人彼此之间都能融洽相处。村里的大酱是作者的父亲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他从未抱怨过什么。父亲打出了全村第一眼井，打井的时候村里的男人都来帮忙，用炸药炸深处的石头。井水打出来后，全村人都视为自己的井，都来这里打水喝。冬天如果打水人不落井水，水管就会冻住。父亲不能向村里人发脾气，只能向妻子发脾气。但井水依然是共享的，不会因为这些麻烦拒绝村人打水喝，这是沙卜台的原则，共享经济，共享快乐。
共有和共享是不同的，沙卜台是一个懂得共享的村庄，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共享，自己的快乐也与他人共享，他们和鱼同享快乐，和自然同享快乐。
这就是胥得意笔下的沙卜台，一个中国社会罕见的村庄，一个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在那蒙昧的年代里，他们有超前的意识和秩序；在改革开放追求物质的年代里，他们依然保持着质朴和单纯，保持着精神上的幸福感。尽管村庄正在老去，正在消失，但发生的一切都会因为胥得意的长篇散文保存下来，并将永久存在。
在精神上，我们看到一个堪称人类共处范本的村庄，好似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拉尼亚”，但“乌拉尼亚”是不存在的，而沙卜台是真实存在的。在那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正从我们身体内飘然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