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光的长篇小说《半岛的月亮》真实地反映了雷州半岛从1950年到1975年这20余年的沧桑巨变，展现出雷州半岛的农民新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而这块红土地上两代农民的传奇故事，构成了目前这部作品宏大的新中国乡村叙事。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以李奇为代表的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新农民，他们经历了获取土地资源、参与解放海南岛战役、组建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合作社、灭掉逃亡到香港的反动地主李三泰的种种反扑阴谋等事件，也经历了人民公社食堂从兴旺到衰落的全过程。从大炼钢铁破坏了林业生态，到改良果树、推广蔗林，一直到远洋捕捞；从计划生育到推荐回乡青年上大学；从两代青年农民的情感纠葛到策划新农村的集体婚礼；从一个民兵排排长成长为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表率……这一幕幕几乎已被年轻一代遗忘了的中国南疆的乡村历史，通过曹林光的文学叙事，有了既生动又概括的精彩展现。

雷州半岛解放后的头20年，两代新农民迅速成长为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每一个人的情感变化，每一个人的个性命运，都组成了我们在其他农村长篇作品中看不到的、打上那个独特时代印记的乡村传奇故事，这样个性化的独特叙事视角，都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转型密切相连。可以说，《半岛的月亮》叙述的中国新农民的传奇故事，反映了时代的转型变迁，也反映了中国新农民的成长之路。这些已成为历史的半岛农民的个性和命运，被曹林光站在今天改革开放、扶贫奔小康的新时代的角度，重新做了审视和认知，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体验。《半岛的月亮》讲述的雷州半岛解放后头20年里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中国农村发展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扶贫攻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前兆。那一个个移风易俗新风尚的诞生和普及，那一个个在乡村人际关系的激烈冲突中所形成的斗争策略和建设举措，那一个个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所遇到的深层和表层的矛盾冲突，那一项项从种田种蔗到远洋捕鱼的成功经历，都为当今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此看来，《半岛的月亮》虽然仅仅只写了雷州半岛解放后头20年的历史故事，但却对今天时代转型、社会变迁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是在用文学叙事的艺术力量，史诗般地演绎中国“三农”问题的发生与发展，让我们重新感悟了那早已逝去的雷州半岛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乡村历史，重新体验和审视了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必需的一种视野开阔、立意深远的历史经验。

这部长篇小说集中全部的艺术力量塑造的主要人物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农民李奇。在工作组长、部队转业干部郑昌的培养教育下，李奇迅速成长为一个党组织倚重的工作骨干，出任了东兴区南吉村的第一任村长。

李奇带领村民办合作社、反击被镇压而潜逃香港的反动地主的反扑，调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迅速在中国南疆乡村一穷二白的大地上描画新生活的绚丽色彩。接下来在抗击各种困难和矛盾的难忘岁月里，他带领乡民们多种经营，种果树、甘蔗，下海捕鱼，兴修水库，参与雷州南渡河堵海工程等，一步步地展现以南吉村为代表的半岛乡村，逐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的人际关系演变和意识形态出现的新气象、新风尚。李奇敢想敢干、处处为乡民谋利益、为农村谋发展的品德，成为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守初心、谋求发展的代表和典型。曹林光在塑造这个社会主义第一代新农民的典型时，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的成功经验——作者不是把李奇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让他贴近历史，回归生活，展现他作为成长中的新农民的真实的一面。正是这样的“二重组合”的写法，没有把故事的主要人物公式化、脸谱化，不是过去那种人物“高大全”的神化形象。这种写法，才能真正地还原真实，写出人性的本相，达到引发读者情感共鸣的艺术效果。

这种“二重组合”的写人方法，同样也用在了其他人物群像的塑造中。那个乡村里八面玲珑、老谋深算的命理先生周太公，时时会凭借着自己懂点风水知识来哄骗农民，为自己谋取私利，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敬佩李奇一心为公，理解了村里平坟改田的重大工作，临死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生的过错而充满悔意。那个善于做表面文章、会见风使舵的干部吴拔群，最后也被李奇的一身正气感动，为李奇的提拔和命运的改变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位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新农民苏光宗，既为自己自杀身亡的恋人做出守墓度蜜月的感人之举，也有着这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在面对父母的封建僵化、阻碍自己的爱情时束手无策的无能状。作家写刘艳，既写了她对李奇一往情深的爱恋，也写了她进城当了妇联干部后情感的质变和对李奇的背叛；既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她离婚时内心惨烈的痛苦和寂寞，也放笔写她重逢李奇后的大胆表白……曹林光描写雷州半岛这一群各种各样的农民、干部、妇女、老人，都不是有意地拔高他们的人品和行为动机，而是紧扣他们的个性和人物命运，写出了他们真实的性格特点与生活逻辑。正是这样接地气、食烟火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才使得《半岛的月亮》人物群像的立体化塑造，显得真实可信，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同和赏识。且“乡村恋爱”故事的描写很细腻，富于田园诗韵，令人回味陶醉。

配合着这部作品的故事讲述方式和人物塑造的特有方法，曹林光在这部长篇的叙事文本的构建上有着相当多可圈可点的构思设计，并有着不少填补空白式的文体创新，很少有作家能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加进如此丰富的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描叙。比如将一系列的雷歌文本嵌入了故事的讲述中，在突出渲染雷州半岛过新年的风俗时有雷歌式的春联，有年初一晚上的雷剧演出，在乡村各种酒席上有各人的雷歌对唱。雷歌雷剧作为雷州半岛文化的特定载体，在这部作品中有着丰富细致的艺术再现。

在叙述李奇出任农业高级社主任，教育社干部们如何做到清正廉明、忠于职责、服务人民时，李奇给大家讲了雷州半岛历史上的清官陈瑸的故事。曹林光将这个历史人物及“陈瑸上任台湾”“陈瑸放犯”“陈瑸与‘把米庙’”“陈瑸捉鲎”“陈瑸审案”“陈瑸归葬”等故事，巧妙地插入长篇小说的叙事文本中。

类似这样的文本插入在作品中还有多处，如郭能二向民警交代自己替李三泰搞破坏的过程；庄国荣校长给学生讲《尼黎担靴去考状》等故事；李炳给年轻的船员讲自己永生不忘的第一次出海经历……这些写作技法是曹林光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创新创造。雷歌文本和故事文本的有机嵌入，一方面使得雷州半岛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完整、鲜明的特点在长篇小说中得以最充分、最完整的审美展现；另一方面，又使得长篇小说的故事叙述节奏和叙述形态得到一种有效的机智设置，形成了一种新颖的长篇小说的叙事形态。根据笔者目前的阅读经历，还真没有看到哪部作品像这部小说那样对“天下四绝”之一的雷州换鼓、雷州石狗、雷州的婚嫁习俗、半岛的捕鱼生活、半岛的种植养殖等风土人情，有着如此丰满细致的叙述和描写。以长篇的形态来讲述雷州半岛地域文化的这部作品，是对岭南文化的一个审美展现，也是对岭南文学和乡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