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体现，学术出版在促进学术交流、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文化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后，出版业也出台系列文件、采取相应措施，探索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在此背景下，新时代学术出版取得重大进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但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首先，国家加大投入力度，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代表的重大学术工程成果产出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经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大型出版项目推出了一批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精品力作，其中近600项成果荣获国家级奖项。这些重大学术工程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现实需要，在经费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重大学术工程的领衔人得以组织研究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学术出版机构得以配备专业编辑团队开展协同作战，从而确保了项目的执行力度与成果的面世速度。这些大型项目中既有阐释时代思想的理论著作，又有展示我们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主题项目，还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经典著作，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繁荣程度。
其次，重大项目之外，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冷门绝学等前期资助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等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出版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覆盖学科门类较为齐全，选题细化趋势明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因对青年学者比较友好，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占绝大部分，对于培养学术研究队伍后备人才、推动新时期各学科领域学术创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再次，随着“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逐步推进，基础学科更为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更为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得到发展，“绝学”冷门学科得到传承，我国学科建设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各学科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科学研究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都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学科基础。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成为重要突破点。2021年，“交叉学科”成为中国第14个学科门类，“新文科”建设也获得实质性推进，其中“区域国别学”有望成为一级交叉学科的消息令全国近500家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机构为之一振。区域国别学的兴盛及其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是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需要，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结果。
最后，数字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学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推动了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据不完全统计，从2016到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项目立项数已接近200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文献、民族宗教、新闻传播、考古等学科，建设内容既有文献资料、语言资源的数字化整理与文本挖掘，也有利用大数据技术和样本进行的动态分析与指数评估，以及利用结构化关系进行的社会网络分析，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研究本身及其方式方法、展现形式。在数字出版蓬勃发展的大潮下，学术出版领域的数字产品虽不如大众出版、教育出版领域的数字产品受众面广，但数字学术出版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提供专业精准的知识服务、促进学术成果产出、服务学科建设及政策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经过几年的深耕细作，在业界和学界都享有一定的口碑。
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编辑，面对新时代学术出版的进展与问题，该有怎样的坚守和创新？首先，无论时代怎么变，学术出版专业化的本质始终未变，学术编辑都要在语言文字功底和理论学科素养两方面下功夫。在众多的学术出版物当中，优秀的学术作品毕竟是少数，学术编辑的专业化理念能够将许多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书稿过滤掉，良好的文字修养和较高的学科素养能够帮助作者查漏补缺、纠偏补正、完善表述，使占绝大多数的一般性学术图书质量有所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编辑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该向老一辈的学术型或学者型编辑学习，任何时候都不忘记修炼内功。只有这样，在面对大型出版工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加强对项目成果质量的管控，确保不会发生因个别成果质量不达标而影响整个项目声誉的现象。
其次，主动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关注国内外发展新形势，追踪最新学术前沿，通过提高前期介入的本领和力度，确保后期学术出版的品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类矛盾和问题、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国内新形势，面对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推动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和原始创新的能力。相应地，学术编辑应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建设，关注青年学者的发展，加强对研究过程的介入，利用自身对相关领域信息掌握较多的优势，通过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创建新的学术品牌，有意识地引导研究机构差异化发展，助力青年学者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
最后，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学术编辑的大力参与，这是数字学术产品专业性、实用性及可持续性的保障。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新的数字技术的应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研究者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就研究需求与技术人员进行持续反复的沟通，学术编辑的参与能够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确保研究者的学术需求为技术人员所理解，并在数字产品建设中得以贯彻；学术编辑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能够确保数字产品的设计符合学术研究的逻辑；学术编辑所具有的学术敏感力能够探知学术研究需求的新变化，进而结合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衍生、建设新的数字学术产品，避免重复建设。
另外，与数字技术发展相关联，学术产品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学术图书的营销推广方式也随之调整。在全媒体的新时代，学术编辑也应积极参与新的营销模式，尝试个性化、多媒介传播，特别是学术社群营销，建立学术生态共同体，借此扩大学术著作的社会影响力，避免大批精专的学术著作湮没在海量的信息社会。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向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致贺信，表明党和国家对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和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此为指引，新时代学术出版仍需坚守专业化出版的本质，洞察时代大势，通过不断推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
（作者系社科文献出版社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