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一个小调查，问问身边的朋友或邻居，你平时读书吗？若读，都读些什么书？一年会在买书上花费多少？

不用问，答案多半会令人失望。

也许是因为职业原因，若去了朋友家或邻居家，我首先关注的是有没有书架？书架上究竟放的是哪些书。毕竟，在我看来，一个人所读之书不仅表现了其文化品位和知识结构，更远一点说，也是其识见的体现。

结果，非常尴尬，很多人家不但没有书架，甚至连像样的书也没有，当然，这样说未免绝对，毕竟考试类、儿童类书籍也是有的。

这无疑更加旁证了图书行业是个夕阳产业，纵是天边红彤彤一片，但很快归于沉寂和黑暗，而社科领域，更因为对读者的要求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夕阳产业中的夕阳领域，读者问津者少。

尽管如此，社科编辑依然热情不减，希图将最好的社科书带给最真的读书人，并妄图在改变个人的同时，对时代、社会也能有所助益。

回顾2021年的社科出版领域，总体来说，呈现一种疲软状态，优质社科书尽管比去年有所增加，但与前几年相比，依然大幅减少。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年有五家出版社（或出版机构）先后都推出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分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理想国/中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后浪/九州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汉唐阳光/郑州大学2021年9月出版。

作为民营出版机构的佼佼者，汉唐阳光、理想国、后浪都以出版优质的社科书而在读书人当中口碑甚佳，三家实力强劲的社科出版大牌同时关注同一作者的同一本书，且几乎同时推出，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抛开这本书的版权已经在2020年到期，出版机构不用再大费周折地去考虑版权之事外。这本书本身的优质以及作者的声名，也是原因之一，这本广受赞誉的作品，曾荣获1963年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奖（表彰对人文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书籍），1964年希尔曼奖（授予为共同利益而追求社会公正、探讨公共政策的作者），1964年普利策奖（被誉为“新闻界的诺贝尔奖”）。

这本书出版后的一次读书会上，学者刘擎就曾说，“2020年，美国出版机构打算推出霍夫施塔特四卷本著作。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时序上不是第一卷，但他们先出了这本书。 从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又回到了霍夫施塔特的主题。因为他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提到了‘大众民主跟反智主义的关系’，以及‘民粹跟反智主义的关系’等议题，这是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去年美国有一个学者论坛，该编辑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这一本先出版出来，当时这位编辑就解释道：《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与当下这个时代有特别大的相关性。”也许，这才是国内一年之内涌现出五个版本的真正原因。

这两年来，社科领域中很多出版社和出版机构都转向古代史领域，也因此，古代史的作品极为繁多，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如青年学者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

在众多古代王朝中，宋朝格外引人关注，很多读书人心向往之，恨不能生于斯长于斯。

当然，想象与真实的历史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有鉴于此，读者不妨看看宋史学者张邦炜的《两宋王朝史》《宋代的皇亲与政治》，这是学者写给普通大众的通俗读物，“对太祖太宗创建北宋立定规模，真宗仁宗因循守旧，英宗神宗变旧图新，哲宗绍述熙丰，徽宗钦宗矛盾，高宗偏安东南，孝宗壮志未酬，及南宋后期政治日趋昏暗至亡国等两宋历史诸多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颇为客观、中肯的评价，深入浅出，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历史读本”（虞云国语）。赵冬梅的《法度与人心》对帝制时期人与制度间的纠葛有很好的梳理。美国宋史研究的佼佼者、已故学者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台湾学者陶晋生的《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是了解宋代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绝佳作品。邓小南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则是相对专业、对读者要求更高的一部著作，需要读者花大力气慢慢啃，若能啃得下来，必将受益无穷。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一次偶然中，我发现了已故学者陈正祥先生的作品《中国历史文化地理》，还未看书，就被其序言中的献词所深深打动：

谨以此书 纪念伊人

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无端发动疯狂的侵华战争，她绝不会病死在荒僻的深山；如果不是日本兵空前残酷的烧杀淫掠，我不致匆忙离开西子湖边逃难到了松林坡下；又如果不是日本帝国的战败投降，我绝少有机会来台湾进行长期的研究和调查。假如没有这一切，我可能有一极美满的家，以及成群受良好教养的儿孙——汉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而现在呢？除了国际地理学界的虚名，我一无所有；所剩下的，唯有回忆、失望、惆怅和哀伤！

伊人，本名何伊人，是陈正祥青梅竹马的女友，受日本侵华之影响，病死于荒山深处，这篇献词情真意切，国恨家仇，跃然纸上，又有一种千帆过尽的苍凉和寂寥，什么名利、什么声望，都抵不过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继承汉文化的儿孙辈。

有这样的至情至性，其文字自然不会枯燥，这也是我们一向对社科书的文字要求，细读之下，果不其然。

再说陈正祥，其“出名”很早，10岁时，游玩雁荡山归来，以一篇《雁荡山游记》为地质学家丁文江瞩目，特意约见，以《徐霞客游记》相赠，勉励向学。同窗游修龄曾回忆：“所有的大小地理考试测验，他都是百分满分，老师干脆让他帮助改考卷。他在小学时，并没有人教他，已经会背记世界各国的国名、首都名、人口数、河流的名称和长度、山脉的名称和高度、物产等枯燥的数字。他向老师所提的地理问题，老师答不出来。”

孔融小时曾机智应对李膺的调侃，“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弄得李膺很没面子，及至千年后，王安石编出了一位方仲永，才为李膺解了围。

陈正祥却不是方仲永，他是孔文举，其后来的成就，连国际地理联合会前会长卡尔·特罗尔（Carl Troll）都为之侧目，称其为“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并推崇其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冯·洪堡”。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一位至今被埋没的大师，我们在寻找其版权继承人时陷入了困顿，纵使找到了陈先生的远亲，又从其远亲找到了其侄女，但依然没有陈正祥先生子女辈的消息。本着好书让更多读者早日读到的愿望，我们无奈只好先行出版，并在版权页特别声明，希望有知情者早日联系我们，以待答谢和支付版税。也借此次机会期盼知情者早日告之，以使我们献上我们最诚挚的谢意。谢谢。

（作者系汉唐阳光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