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听他们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快乐成长/然后把一个/脸上涂着胭脂的女孩/领回家/你的名字叫陶醉/我想叫你陶越溪/通俗而简单/等你明白过来/我已经不在了

苏州的陶老师在某日朋友圈里，发布了一张刚出生的孙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小男孩粉嘟嘟的，还没有睁开眼。然后，他配上这样的诗。

深夜，在姑苏城的某个酒店房间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苏州老爷们儿的寄语中，有着活泼泼的生命体验，还有一缕淡淡的岁月惆怅，很打动人。当我把这份独特的“诗配画”作品推荐给朋友们后，颇感动了几个还远没有资格当爷爷的家伙。

陶老师者，《苏州杂志》主编陶文瑜先生是也。在他这里，我仿佛寻觅到了老苏州的踪迹。

此次苏州之行，是20年后的重访。

这些年，重访故地于我是既“怕”又“爱”。怕的，是在时光流逝中人非物亦非；爱的呢，那分明是因为曾经沧海。

苏州于我，便是如此。

汽车行驶在宽阔的高架快速路上，我心里颇忐忑不安。毕竟初次来到这里时，我还是一个满怀热血童真的学生。

果然，远远看见那熟悉的塔影了，同时我知道，那虎丘几乎已沦为街心公园。

某个时刻，中华大地上的城市仿佛苏醒过来，野蛮生长，生机勃勃，水泥建筑像雨后的爬山虎，快速漫过原本安静的郊野田园。我心里酸酸的，像与初恋的女孩不期而遇。她突然出现在你跟前，风采不再，带着点落寞萧条，轻而易举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海喧嚣中，变得难以辨识。

而当年造访这里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在苏州大学借了自行车，满头大汗地骑来，像奔赴一场初恋之约，心头撞着鹿。口袋里则郑重地装着记事本和笔，我把她打动我的每一副隽永的楹联、每一通梦幻般的碑刻，都认真地抄录下来，回去后细细品味。

这次我只在陆羽井边的茶楼，要了一杯碧螺春，在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了片刻。

寒山寺，就不去了吧。甪直、同里，也不去了吧。于是干脆决定，以前去过的地方这次统统不去了。就这样，我制定了一个“不招惹谁”的计划：白天去寻访几个名人故居，就在下榻酒店附近，有锦帆路的章太炎故居、凤凰街的吴大澂故居、滚绣坊的叶圣陶故居。晚上呢，去逛逛阊门。

遗憾的是，我在这三公旧馆都吃了闭门羹。

章太炎故居前的杂货铺老板微笑地看着心有不甘的我说，这里从不开放的，没收拾好，展品太少。吴大澂故居显然已经是一个修葺一新的文物旧货经营场所。邻居说，很多天没见开门呢。叶圣陶故居也大门紧闭，隔壁的大妈说，你要上班时间来，这里有人上班的。门口的匾牌显示，这里是《苏州杂志》的编辑部所在。看来，这是此行唯一的指望了。

似乎是要补偿我似的，次日上午的叶公旧馆之行则颇为惊喜。

门开着，照壁后就是一个普通小院，虽方寸天地，却充满苏州园林的自然精神。古树自必不可少，葡萄藤架下有石凳石桌，一捧池水清澈见底，竟也嬉戏着几尾鱼。这曲尺形的平房，就是当年的叶公寓所了。1935年，叶圣陶先生构此小筑，在此居住了两年多。

每间办公室都开着门，里边的主人都伏案在书堆中。对我们这样的游客，估计他们已修炼得可以熟视无睹了。

叶公的掌故且先放放，我想，陆文夫先生创刊《苏州杂志》时我就是读者，应该有资格去打扰一下这些坐拥书城的编辑先生。这曾经也是我理想中的职业呢！

推门而入随机拜访了两位，黄恽先生和陶文瑜先生。短暂的会谈让我感觉到，这方寸小院分明连接着江南文脉。

时间近午，黄恽先生正在不紧不慢地吃饭，端着不锈钢的饭盆边吃边与我聊天。他随手捡起一本装帧精美的书送我，给我题赠时问：你的名字怎么写？

这本名为《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的随笔集刚出版，是黄恽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他选择了一个有趣的领域：民国掌故。他说，“掌故”就是现在说的“八卦”。借生活所赐，他收藏了大量民国书刊，尤其擅长在小报上挖掘细节，写成饶有趣味的小随笔，集腋成裘，已经出版《秋水马蹄》《古色异香》《蠹痕散辑》等一批著作。

这样的研究，恐怕只有苏州学者才玩得来吧！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于“八卦”中也能见天地、见众生。这是黄恽先生给我的启示。他对周氏兄弟的掌故研究就很有趣。比如对至今为人所诟病的鲁迅婚姻，他从人们所不注意的小史料中挖掘出隐秘而有趣的细节，比如，鲁迅遭受过朱安两次“要挟”，对许广平也有家庭“冷暴史”。他于史料的辨析中，不经意把鲁迅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这使得小研究有了“大”意义。他寥寥数语，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几年前，他曾公开发表高论，认为“民国”也成“热”是可悲的，民国是个很糟的年代。他努力做一些工作，就是在小报八卦中挖掘、考证，不加伪饰地呈现点滴的民国人和事。他的结论是，民国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特点”，他们就是你我一样的人，艰辛地活着。由此，观照当下以美化和缅怀为主流的“民国热”，恐怕只是今人借以浇心中块垒罢了。我想这是他所说的“可悲”之处吧。

黄恽先生看似琐碎的研究，貌似苏州男人的漫不经心，实则绵里藏针，跃动着一个学人思想的硬度。你稍靠近，他会硌疼你。

陶文瑜先生则是另一种风景。

《苏州杂志》名誉主编范小青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看陶文瑜写字作画》，开篇说：“陶文瑜是写诗的，后来写小说，又写散文，写得都不错，再后来又搞书法，还没怎么的，就已经成了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了，接着又画画，不知是不是也要成为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了。”她赞叹：“真是个多艺的人才！”

不过“江南才子”陶文瑜没有和我谈写作与画画。见我主动进门寒暄，他就点燃了香烟，一副“聊聊也无妨”的样子。有人说他是陆文夫先生的学生，我不知道，也不在意，不过作为《苏州杂志》主编，他开口就说，陆老师那一代人走了，带走一个时代。烟雾缭绕中，他淡淡地而直接地比较着“两个时代”：他们对昆曲有感情，而我们是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他们在人生历程中对国学有精深的研习，而我们呢？所以现在这本杂志，与那个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似乎连“乡愁”都没有了。

然而，没有“乡愁”的陶文瑜先生，似乎就沉浸在“乡愁”的一事一物之中。

他写散文，没有宏大叙事，无非江南风物、苏州饮食、家长里短，不觉间出版了《苏式滋味》《茶来茶去》《红莲白藕》《纸上的园林》等多部作品。据说本本娓娓道来，出神入化，令人神往。我还没缘分阅读到，他手头也没有存书可供题赠。

他对自己的书法颇感慰藉，似乎自己的人生因此而没有白活。他的微信朋友圈里，不少是“写字等天亮”之类，可见写字对他的重要。他的书法浸染了江南文人的气息，楷风隶意，含蓄隽永。尤为打动人的是，他书写的内容多为自己的创作，说是创作，也不过日常生活，随手拈来。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他亲自手书的楹联，云：“春姑娘敲门，陶爷爷在家。”其中天真意味，令人忍俊不禁，心生欢喜。这样的门，你是不是也愿意去敲呢？

行文至此，本文篇首“陶爷爷”对新生孙儿的寄语诗，似可读出更多的内涵。他主持的这本著名杂志，似乎也是一期期“寄语”，写给这座寻找乡愁的古城。

好吧，可以去阊门看看了。

天公作美，知道这“烟雨江南”是要配上毛毛细雨的。不过，雨中踯躅的我，似乎失去了当年在此游历的全部记忆。只有一个印象，这阊门是古典舟行时代的“水门”，远行的人们在此上船，橹声咿呀，到七里外的枫桥镇住上一晚，再驳接运河上行走的航船。

一部《石头记》，是从这里开始的。黛玉姑娘上了船，要去经历她那絮絮叨叨的“木石前盟”。

苏东坡的“浪诗”已经被人醒目地挂在街头：“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

离愁在这里才刚刚酝酿，要到枫桥夜泊时才会小规模爆发。这条短短的七里水路，就是乡愁淌成的河。

似乎也带着某种隐喻，这里竟是所谓“寻根纪念地”。码头上立了一座碑，记载说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迁徙苏淞嘉湖杭五府人口，填充江淮。人们从这里出发，又把这城门作为游子归乡时辨认的标志。

出发地，也常常又是归乡路。能拥有如此完美时空对接的人，是多么幸运呢？更多的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归途的。

住在城东新区的朋友们来约见了，说阳澄湖的蟹正肥着呢。古老苏州不再走那相思成河的水路，而是在城东的广阔空间，蹚出了一片新天地。那里，已成为太多怀揣梦想的外乡人远行的目的地。

苏州的乡愁，该重新定义了吗？

（摘自《在庐山遇见王阳明》，奔跑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