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跨界研究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随着现当代文学学科不断发展，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相关学术增长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不断涌现出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深入挖掘，另一则是跨界研究。所谓跨界研究就是将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相并置，研究两界之间的交集、融汇、连通以及相互影响。李继凯、孙晓涛和李徽昭新近合著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与书法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结项成果）一书，就是跨越文学与书法、探索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路径所产出的具有系统性和创新性的重要学术成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展了空间，提供了新的经验。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者通过语言阅读展开想象，进而“还原”成形象；书法则是依赖中国独特的汉字文化传统，以笔墨点线形式进行视觉表现的艺术。文字、文学的一体两面性，使得现当代作家在文字书写中自觉进行着书法创造，这给跨越文学与书法两界的研究提供了前提与可能。但是，在现代学科视域下，在“术业有专攻”的学术领域，要跨越不同的艺术门类展开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所跨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相关理论，还需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将其融合为一个研究整体，进而建构起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从该著研究者情况来看，李继凯教授是国内颇有影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著有《墨舞之中见精神》等十多部著作，同时还是业内熟知的书法家；孙晓涛副教授既是书法专业研究者、书写者，又是文学博士，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员；李徽昭教授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美术学科交叉地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文学与美术交叉研究项目并著有《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等，而且也十分爱好书法。三位著者在书文领域各有侧重，但是都建立起了跨界研究应具有的知识结构，为其跨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跨界研究是近年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领域。从现当代文学与书法的跨界来看，人们容易将其简单化，注重于现当代作家的书法爱好，着力于研究他们的手稿和书法作品。此二者确实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但绝不能仅限于此。如果从书法学的角度研究作家的手稿和书法作品，可能局限于单纯的书法研究，只因书写者具有作家身份，实际上不能算跨界研究。该书之所以真正在跨界研究上取得成功，就在于其研究的范畴十分宽广。作者首先从现当代作家的家教与私塾、学校教育的生长环境，探讨了作家们的书法情缘。尽管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书写工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毛笔书写仍然成为许多作家的一种审美选择，而且毛笔书写对于作家们的性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接着，该著论述了“文学与书法融合形成的文化特征”，将二者的融合置于文化视野中去审视，突出其文化的功能及其意义；随后，书中又讨论了现当代作家论书法文化。现当代作家并不一定对书法理论展开过深入专业的研究，但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感悟出艺术真谛，对书法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理解与认识因不同门类艺术的相通而具有其独特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学思想与意识在书法领域的投射。并且，由于现当代作家将书法置于现代文化视阈中予以审视，其论述书法当然不乏真知灼见。反过来，作家对书法的认知也会融合到文学创作中来，对于其文学创作同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该书还看到了作家们的书法观与其语言观、艺术观的相通之处。这在作家贾平凹那里便表现得十分突出，他的许多创作谈与其书法言论就多有契合之处。该书在结合具体作家、书写者的案例分析中，还就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延安作家、南北方作家的书法实践和书法行为做了广泛阐释与论述。这些作家的书法实践和书法行为除了人们熟知的手稿和书法条幅外，还包括作家签赠，书刊报纸作者的题款与装帧、便签、书信和日记等手迹，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该书还注意到，作家的书法行为蕴含着极其丰富和深厚的文化信息，包括作家的文化修养、审美爱好、美学品位、生活情趣、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等，而这些信息又与作家的文学创作息息相通。在此基础上，该书深入讨论了“‘大文学’与‘广书法’的建构”和“作家书画与当代书法问题”，着力探讨其相关的文艺现象，尤其是“书文合一”现象的价值意义。从该书的框架结构及其论述方法可以看出，文学与书法不再单纯是作家的跨界创作问题，也不是一时的个人“客串”，而是与其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相互汇合与融通的，因而，研究作家与书法的关系不仅是在揭示现当代作家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更重要的也恰恰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路径。
在提出自己的理论命题，为理论建构奠定基础，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方面，该书也颇有建树。首先，在讨论作家创造的文学与书法交叉融合说呈现的精神文化特征时，书中提出了“‘字核’衍化”说。“‘字核’衍化”源于中国文学的书面载体——文字。汉字是独特的象形符号系统，具有天然的绘画质素及衍生的意象因子，作家的文字书写尤其是承传书艺文脉的书写也就“衍化”出了相应的艺术，注入了作家本人的“生命气力”，并将之融入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字核’衍化”由此成为研究作家与书法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其次，“第三种文本”书法文化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指作家手稿手迹既具文学意义又具书法价值，是“复合文本”。第三，作者从文学视角深化了“书法文化”的命题，强调将书法放到更加宏阔的文化视野中去审视，不仅看到了书法作品、书法行为和书法功能，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书法更为广泛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书法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书法文化”与中国特有的汉字文化以及汉字书写史、书写工具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书法文化’是超越了‘书法艺术’的文化范畴和概念”，其研究空间由此得到了极大拓展。书中对朱自清书法的探讨就将其书法放到书法史和文字演变史上予以审视和考察，进而深刻地认识了其书法的价值。第四，该书提出了书法的“过度艺术化”问题。其实，在文学方面，早就有“文胜于质”“质胜于文”这两种弊端，在书法方面也存在着这些问题。书中批评了一些专业书法家的书法创作存在着“过度艺术化”的缺陷，相比之下，不少作家的书法不计工拙，却显得更加率真，富有情趣，自觉或不自觉地承传了文人书法传统。也由此产生了“作为艺术的书法”和“作为文化的书法”两种不同品位的书法。这些理论命题的提出与探讨构筑了该书最为精彩和深刻的学术内涵及境界。
与此同时，该书在方法论上也给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某些启示。如在论及林语堂书法美学时，作者认为：“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对审美文化包括中国书法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研究方法也是该书研究现当代作家书法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此外，书中对于作家书法的研究还突出了地理因素的影响，即一个作家长期生活在某个地理环境中，那么他的创作也就必然渗透着所处地理环境的某些要素。文学如此，包括书法在内的其他艺术也应如此。书中采用专章论述了南方作家的书法实践和北方作家的书法探索，突出了这些作家书法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此外，论著提出的“大文学”和“广书法”之说以及“文”与“艺”整合等也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