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题性创作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现象，塑造鲜活人物形象、展现波澜壮阔历史场景、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往往会获得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一系列重点片、献礼片和头部电影，推动了中国电影的一系列转变。正如学者尹鸿谈到的：中国电影从市场主导转向价值主导；从娱乐行业走向舆论中心；从产业轨道走向规划引导；头部电影新主流化、商业类型正能量化、文艺片现实主义化。电影研究界热情建构的“共同体美学”和“中国电影学派”，也是对当下主旋律题材电影“新动态”的体现和反映。

主旋律电影的昂扬奋进所昭示出家国情怀的动人乐章，赋予人们价值观、方向感和自信心，这是国家层面的“有意识”，与此对应的，一些人民群众的“无意识”，则关乎普通人生活里的小欢喜、小确幸和同理心。相比较之下，表达普通人日常生活风景的院线电影，近乎乏善可陈。在我看来，像《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这样的头部电影，仍然是电影票房的“大树”，但同类题材要寻求新的突破，谨防审美疲劳；而像《雄狮少年》《东北虎》《四海》和《奇迹·笨小孩》这样的“小草”，也要在阳光下去蓬勃生长。大树和小草，共同繁荣中国电影的多元生态。

动画电影与童话、神话、寓言和传说之间仿佛具有天生的亲缘性。近年来，在“国漫崛起”的过程中，一些成功的典范，比如《大鱼海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都取材于传说和神话。而《雄狮少年》用“逼真”“传神”却不“漂亮”的动画表现现实主义题材，志在为中国动画电影开辟一条新路，是基于“理性”的“愚侠”的行为。影片公映之后，一时好评如潮。就动画形式对现实题材的表现力而言，《雄狮少年》令人想起阿富汗电影《养家之人》：动画摆脱摄影机的束缚，比真人电影更逼真、更传神。

春节档期，《四海》的票房和口碑皆不如意。很多人喜欢韩寒的少年意气和睿智机锋。不过韩寒缺乏更多的社会经验与阅历，过分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可能造成电影创作的隐忧。对底层生活缺乏了解，在表现相关话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时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韩寒爱车，从《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到《四海》，汽车、摩托车是绝对主角，赛车、飙车、飞车是主导情节。然而，这些都是少数人的游戏，不是普遍的社会生活。韩寒最爱的还是自己，一切以“我”为主，赌博、冒险、超越自我是核心主题。观众喜欢少年的情怀，讨厌“中二”的情节，欣赏语言的机锋，厌恶文字游戏。韩寒的读者已经长大，趣味和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迎合观众，《四海》做了很多杂糅与妥协，却把很多隐忧都变成了事实。不过，有《麦琪的礼物》打底，《四海》至少让我看到韩寒的初心，理解他的转变，并且对下一部电影充满期待。

《东北虎》用“表现主义”的风格描绘“鹤岗宇宙”的“魔幻现实”，被影评人称为2021年度“国产电影之光”。影片中的确有一只东北虎关在动物园里，19岁了，是名副其实的“老”虎，因为人工饲养的老虎平均寿命只有16至20岁。老虎与影片中的东北（人）互为镜像。卖不出诗集的诗人/教师，拿不到工程款的包工头/讨债人，年老色衰经济衰败的铲车司机/离职教师，困在矿场、工棚或酒馆里，仿佛被冻僵一般，痛苦煎熬。“熬过了今天，明天会更好吗？”问题无解，极度致郁。毋庸讳言，《东北虎》表现的是残酷、坚硬、普遍的现实。有人认为，耿军的“鹤岗宇宙”是东北的缩影，和贾樟柯的汾阳、毕赣的麦荡一样，作为典型的电影空间，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社会蕴含。但对于这个题材和这种拍摄风格的电影，应当如何区分典型的空间和刻板的空间？继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南方电影”相信奇迹而“东北电影”玩味绝望？孤独的深刻和通俗的励志，到底谁更利于改变、发展与进步？

至于《奇迹·笨小孩》有很多亮点，比如易烊千玺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也有不少槽点，比如按部就班的俗套情节。在我看来，《雄狮少年》《东北虎》《四海》和《奇迹·笨小孩》是互文性和现象性的“非头部电影”。互文性在于一些有趣的发现而产生的联想或共鸣，比如：《雄狮少年》《四海》《奇迹·笨小孩》里的年轻人大都未成年（十八九岁），他们是留守的人、无名的人、失败的人、孤独的人，他们深陷困境，最后成了离乡的人、打工的人、养家的人、创造奇迹的人；阿娟（《雄狮少年》）飞向擎天柱的瞬间，让人想起张弛（《飞驰人生》）、路易斯和塞尔玛（《陌路狂花》），与阿耀（《四海》）飞跃珠江的感觉完全不同；作为电影空间，东北（鹤岗）和南方（广州、深圳）天差地别，艺术和社会彼此塑造，在电影中呈现既多元又镜像的美学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雄狮少年》和《奇迹·笨小孩》都是“奇迹电影”而非“奇观电影”。奇迹是极难做到的事情，适合励志；奇观是雄伟华美的景象，悦人耳目。

电影要关注现实，尤其应该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凡是现实性，都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因此，一部部电影描绘了一个个微观世界，城市、乡村、学校、工厂、医院、办公室……将许许多多不同的微观世界关联起来，就能够反映、鼓励、引导“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