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罗漫偶遇一位来历不明又深藏莫测的老画家，展厅、画廊、美院、佳士得春拍会密集而来，还有那么多对各派画风如数家珍的评点，《生与死间的花序》开篇，好像摆明了要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写给都市白领的文艺小说。这部作品沿袭了作者擅长的都市女性生存世相的写作脉络。然而到了第二章，小说画风突变，乡下女子张银妮目睹了内战的残酷，她在恐惧和纷乱中救下一名男婴，而这恰巧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小说就这样不断折返于历史与现实，在罗漫对画家身份的解密过程中，江汉平原一个叫江黄的小镇上，鲁、万、陈三个盘根错节的家族和他们70余年的命运流转以一种绵密又浩荡的方式次第浮现。

小说“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谢络绎在这部长篇里所展现的，不仅是烹煮历史和深描现实的野心，还有一种沉稳的叙事耐性和相当扎实的材料储备的功夫。内战、解放、“文革”、改革开放，这些构成人物命运终极指针的巨型事件，在小说中以一种全息的方式存在着，阅读其中一些章节，甚至让人想起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实践的柳青那种写作观念，即把有关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鲁、万、陈三家族的命运显然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但小说在展开时对每个家族的命运都有完整而适切的呈现，并未因为希望读者注意其历史叙事的指涉力而诉诸过多的说教。鲁水生和鲁开悟父子因有木匠的技艺被乡民视为另类，鲁开悟更是成为改革大潮的弄潮儿，迅速完成财富积累。万年河这位走马岗村的村主任，一生厮守乡土，像父亲万二毛一样，是个忠诚的大地之子。陈百味和陈保焰父子虽与走马岗和鲁湖村诸乡亲有割不断的牵扯，他们从基层一路跻身到高层，代表的乃是官场的逻辑。由此，小说从乡场、政界和商圈多个维度展开对历史的漫溯，鲁、万、陈三姓人家的聚散沉浮既是个体性的，也折射着被时代塑造的普遍性。在人物塑造方面，谢络绎写出了这些人在跌宕时代里的心理内面：他们的自我和性格在诱惑他的命运。在这里，人物的心灵也被作为历史复杂总体的有机部分而被作者把握和记录了——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虽然小说的追记部分极少正面写到心灵，但在叙述者罗漫的探访之中，却不断借对画作的评断，带出关于心灵的思考，比如“垂死”部分中，面对《溪山行旅图》，叙述者的感慨是：“原作让我真正明白，这世上存在着一种高超的艺术创造，它们的好是要好到太古虚空中去的，如此才能与深不见底的心灵内在产生幽微映照，与观者产生魂魄上的交汇。”而对“深不见底的心灵”的“幽微映照”其实是整篇小说的追求。小说所引王阳明“心外无物”两句作为引子，亦含有此意吧。

除此之外，这部作品的史诗追求与必要的节制也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新时代的写作者而言，史诗性品格是诱惑也是风险。虽然批评界不断有宏大叙事解体的说法，但是写出乡土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艰难转型，表征民族国家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发展历程，呈现中国农村面貌和农民精神状态在不同时代的嬗变，依然是很多写作者念兹在兹的事情。就时间跨度长、人物辐辏、事件纷繁、冲突剧烈这几点而言，《生与死间的花序》具备一定的史诗品格，其厚重处自不待言。不过与此同时，作者又始终自觉警惕这种史诗品格的创作可能带来的风险，不愿在既有的史诗审美范式中做简单增量。如“花序”的书名所喻示的那样，小说的叙事确像一个总状类花序，但开花的顺序不是花序下部的花先开，然后渐渐往上，而是先从当下写起。罗漫这个叙述者固然承担着对鲁开悟及其他江黄人物来历的揭秘重任，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她的个人化的视点，她与小画家、鲁凌星等的碰撞在不断对线性的追溯中造成阻断，小说中关于情爱、绘画和艺术史的描写，尤其是对红蓼入画的讨论其实是对史诗感的回调，在宏阔的美学定势之外建立起一种微观而丰饶的极具超越性的精神背景，从而让它与那些有着题材上的交叠和共同史诗追求的作品有了根本的区别。

作为一部创作“变格”的作品，《生与死间的花序》也保留了谢络绎一贯的对女性细腻深沉的生命感应力的表现，从张银妮、林二姐到万云朵、鲁红蓼再到鲁凌星，三代女人各有各的传神，而且作者特别注意赋予她们一种特别执拗的性情，如鲁红蓼从小就爱收集各种废弃之物，在日后为面目全非的故乡留下那么多特别的见证；万云朵则痴迷用印刷体书写记录各种文件，对政策变化如数家珍。小说将鲁开悟最后的那幅画命名为《母亲》，大概也有为这些女性颂赞的意味。

谢络绎曾谈到她对“激烈的现实”的认知，她说小说“是纵向的深谷状的现实，强调复杂性。如果你被时间带着跑，就必然没有能力接近复杂”，而这一次，她带来的不仅是“深谷状的现实”，还有“深谷状的历史”，更有去“洞穿”这深谷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