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汉学家白亚仁（Allan H. Barr），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现任美国波摩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曾出版中文专著《江南一劫：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白亚仁2000年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迄今翻译出版了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Cries in the Drizzle: A Novel，2007）、《十个词汇里的中国》（China in Ten Words，2011）、《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2014）、《第七天》（The Seventh Day: A Novel，2015）、《四月三日事件》（The April 3rd Incident: Stories，2018），均由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还编译了韩寒的随笔杂文集《这一代》（This Generation，2012）。

汪宝荣：您长期从事明清小说及历史研究，为何2000年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您自称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队伍中“较为少见的怪物”，并提到研究古典文学的艰辛和您对一些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的不满。是这两个因素促使您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吗？可以把您称作“学者型译者”吗？我认为您的译者习惯突出体现在对译文精确性的追求上，而这显然受到了您治学方法的影响。学者型译者的翻译选材还往往受其学者惯习的影响。蒲松龄的文言故事与余华的现代派小说在主题或风格上有何关联，使您如此青睐余华的作品？

白亚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当代中国的兴趣渐增，中国当代小说译本却很少。1996年晋升为正教授后，我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做翻译了。我喜欢翻译尚在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为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活动领域，也让我有机会从事另一种创造性的写作。事实上，我没有中止研究明清文学，其中的困难和艰辛并没有让我却步。近20年来我积极从事翻译，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做翻译——翻译给了我一种不同于学术研究的满足感。我不反对你给我贴上“学者型译者”这个标签，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做的不是过于学术性的翻译，换言之，我的翻译没有很长的译者序、大量脚注或其他学术性包装，而且不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译作旨在吸引普通读者和对中国有所了解的西方人。很难说我的研究习惯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翻译，但我确实花大量时间修改、微调自己的译文，直到我觉得再也无法改进才作罢。我想你说的这种关联主要在于这两位作家的语言都很简洁，叙事风格生动活泼，翻译时都不需要编辑。此外，他们塑造的作品人物都令人难忘，故事本身都引人入胜。最后，他们都有幽默感——时而热情，时而尖刻。

汪宝荣：您曾提到自己翻译余华作品的目标是简洁、精确、优美、流畅、生动。对余华作品翻译来说，哪个标准最重要？您为什么要自定这么高的标准？它是否适用于评价他人翻译的余华作品？

白亚仁：我认为很难对这些不同的标准赋以绝对值。有时优美可能特别重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生动可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就余华作品翻译而言，如果一定要我说哪个标准最重要，那么它应该是简洁，因为其他四个标准通常都涉及简洁。多年翻译、修改、润色余华作品译文的经验以及对他人译作的观察，使我认识到余华作品翻译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相应地，我给自己的译文定下了这些标准。如果不给自己定下高标准，我就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译作出版后，我总发现有的地方自己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于是难免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要改进为时已晚。我不认为我的翻译标准必须被用于衡量他人翻译的余华作品，但人们期待中国文学译者能提供高质量的译作，我想这是公平的。中译英虽然极具挑战，但译者应使自己的翻译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准。

汪宝荣：您曾指出，1996—2010年余华作品英译出版是“一段曲折的历史”。请具体介绍余华作品英译出版史和现状。

白亚仁：2010年前余华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出版波折较多，之后则趋于平稳、顺利，我想这主要因为余华在美国有了固定的出版社即大牌的兰登书屋，且随着余华作品的市场效应渐好，编辑开始系统策划推介余华作品。1996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余华在美国的第一本书——《往事与刑罚》（The Past and the Punishments），收入8篇短篇小说，由美国汉学家安道（Andrew F. Jones）翻译。与此同时，白睿文（Michael Berry）和安道开始分头翻译《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他们译完后自行联系出版社，但译稿均被拒。后来，在余华的代理人王久安女士的努力下，兰登书屋资深编辑芦安·瓦尔特（LuAnn Walther）拍板买下了这两本书的版权，并安排于2003年先后出版。此后，兰登书屋成了余华在美国的固定出版社，余华与芦安一直保持着稳定而持续的合作。我在2000年看中并着手翻译的是短篇小说集《黄昏里的男孩》，但两年后芦安拿到我的译稿后认为，短篇小说集在美国的市场前景远不如长篇小说，这本书最好等余华在美国更出名后安排出版，结果到2014年初才出版。现在看来她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佩服她的远见卓识。2001年春，我和余华在北京初次见面。后来，彼此越来越熟悉，合作也就越来越多。除了《黄昏里的男孩》，我翻译的余华作品都是他约请我或他和我一起发起，然后向兰登书屋提出翻译出版计划。2007年至今，余华在美国出版的书都是我翻译的，只有一本是例外：2009年出版的《兄弟》（Brothers: A Novel）是周成荫、罗鹏（Carlos Rojas）合译的。2006年前后，余华曾就翻译《兄弟》一事与我商量，但之前我家里出了状况，所以我没有心思翻译这部大书。由于《兄弟》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出版后反响都很不错，兰登书屋编辑对余华作品有了信心，从此出版渠道变得畅通。

汪宝荣：您翻译出版的五部余华作品中，哪一本最成功？哪些书受到好评但销路不太理想？

白亚仁：迄今为止，《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获得的评论最多，卖得也最好。英语读者普遍觉得这本书很吸引人，读起来很愉快。余华把个人回忆、观察和见解融入十个词汇中，这种写法既新颖又有效。这本小书生动活泼，精彩故事不断，有的令人捧腹，有的让人悲伤，有的使人震惊，读起来很少有沉闷的时刻。《黄昏里的男孩》获得了好评，但商业吸引力有限。《在细雨中呼喊》为中国文学研究者所喜爱，但普通读者大多觉得它过于凄凉阴暗，不对他们的口味。至于《第七天》，从亚马逊网站上读者评分来看，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在美国引起了积极反响。在目前看到的45人次的评分中，49%的读者给它评了五星，27%的读者评了四星。我们可以将其与《许三观卖血记》作比较——后者在亚马逊网站上有29人次的评分，其中51%的读者评了五星，22%的读者评了四星——这说明这两部小说的认可度大体相当。到目前为止，《第七天》英文版不是一本畅销书，但对一部中国当代严肃小说来说，它的销量是可观的，而且会有更多的人来读它。

汪宝荣：您曾指出，2009年前，余华作品英文版的出版明显滞后于其他欧洲语版本，反映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英语世界精通中文的文学译者相对缺少，二是美国出版商对中文小说在美国市场的盈利能力缺乏信心。我认为其根源在于美国缺乏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说的“翻译文化”。有了这种翻译文化，就容易培育一个支持并鼓励翻译文学出版的内行读者群。

白亚仁：我当时所指的是十年前的情况，应该说近年来情况有所好转。现在美国有不少翻译中文作品的优秀译者，还有一个蓬勃发展中的专门资助翻译项目和展示翻译成果的机构——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我认为上述问题的根源主要是读外国翻译作品的美国人不多。主流美国文化相当排斥外国文化，美国人一般只关注本土文化，而且很多美国人到外国旅行的经验很少甚至没有。相比之下，欧洲人更具国际视野，所以比较容易接受翻译作品。

汪宝荣：您曾指出，“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翻译家的工作创造的，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出色，原著的国际影响应该就越大，但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还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在另一篇文章中，您又指出不少因素影响了余华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其中“翻译质量问题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您没有贬低翻译质量重要性的意思。那么，好的译文会对作品接受起到什么作用？近年来您似乎从小说翻译逐渐转向了随笔、杂文等非虚构作品翻译。什么原因使您的选材兴趣发生了变化？

白亚仁：这些问题错综复杂，难以给出完整的回答，所以我暂时不做评论。不过，我想说的是，一本不完美的译作（如《活着》英文版）也可能拥有广泛的读者，但好的译作无疑对读者的吸引力更大，本身成为经典作品的潜力也更大。我的翻译选材兴趣不见得就有了变化。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十年我经常受邀翻译非虚构类作品。中国当代作家那么多，关于个人生活经历的精彩故事也就很多；这些非虚构作品可以在翻译中很生动地再现出来，西方读者特别感兴趣。但今后如果有机会，我仍然满心期待着翻译更多小说作品。

（汪宝荣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