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头瓶子里，是已被阳光炙烤得快要窒息的鱼。我拎着瓶子穿过死寂的巷子回到院子时，刚好遇到塞在我家厢房的那群人。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今天的村子有点怪，竟然没有人，原来他们都汇聚到我家了。

这让我有些惊讶，在此前，这是常态，父亲卸任后，我们家门口已经可以捕鸟了，鸟还没来，人却来了。此刻，厢房门被他们的身体堵死，我看不见内部，也没有进去的意思，就蹲在院子里欣赏我的鱼。

我把罐头瓶子拎起来，在阳光下看一眼挤在一起的小鱼，再看一眼挤在屋子里的那些人，第一次把人和鱼联系到了一起。这两者是多么相似，厢房里，声音把屋子上空的空间也都填满了，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一个声音叠着另一个声音；拥挤的鱼，用气泡填满罐头瓶子没有被水没过的地方，我看不明白它们在干什么，一个气泡贴着另一个气泡。

能想象得到，矮小的父亲正夹在人群里，像罐头瓶子里最小的那尾鱼，活跃，又显得慌张。这群人的聚集一定和他有关。彼时，他在村里担任村长，管理着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我确定，村庄里有多少人，涝坝里就一定有多少条鱼，父亲掌管的村庄，鱼和人的数量要对等。

在一条鱼看来，整个涝坝都是它的；而在父亲眼里，整个村庄也是他的。现在，他从管理岗位退下来，如同退潮，所要面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说到退潮，我见过涝坝在太阳的作用下水汽升腾的样子，叛徒一般的水分子，随阳光而去，丰满的坝面日渐消瘦，终于在某一天，河床外露，涝坝变成水的废墟。大大小小的鱼干躺在大地之上，满地腥臭。

小小的涝坝，退潮的过程是缓慢而又煎熬的，在这方面，它和大海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大海在退潮前，毫无征兆，水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携带大量泡沫迅速撤退。来不及钻进沙子里的螃蟹，慌张、机械的身体用一点一点进入沙体的方式，掩饰着内心，它的动作表现出来慢条斯理，让它看起来不至于狼狈。

此时的父亲就像大海退潮后的螃蟹，他没有表现出烦躁和不舍，我怀疑他是用从容淡定作掩饰的外壳，就像螃蟹用缓慢掩饰慌张。但是那些在他管理这个村庄时得罪过的人，才不管这些，他们在父亲“退潮”后，很快就找上了门。

露出水面的螃蟹，总要面临被捡拾的风险，父亲也如此，躲不过去。

因为痴迷于观察罐头瓶子里的鱼，以至于当天是怎么结束的，其间又发生了什么，有哪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等等，这些问题都被我忽略了。其实，对于父亲的理解，还有很多空白尚存，比如父亲担任村长时是怎样的，退潮后的十年间，又经历了哪些失落，我都无法说清楚。因为我这尾在村庄里生活了十八年的鱼，在父亲游走在乡下的日子里，顺着考试这条路，游到了城市里，混进了城市的鱼群里。

父亲的前半生，和我抓到的那些鱼的前半生一样，并不被我所了解，但是这些鱼后来的命运，都被我改写了，父亲也是。我在城市里落了脚，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把父亲这尾在乡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鱼，硬生生拽进城市的河流。

去接他那天，父亲明显有些烦躁，不断整理着那几件在乡下穿的衣服，我说该走了，他让我等等。我站在高处一直看着他，这才明白，他是去向涝坝告别的。涝坝是他最初的起点，是他熟悉、亲近并且不断回去的地方。

在那隐秘的涝坝底部的鱼群，肯定不知道有一个人站在涝坝边，心里默默地说着什么，它们照旧游来游去，不知疲惫。就跟我留在乡下的亲人们一样，它们遵循着乡下的惯例，而站在涝坝边上的父亲，从这一刻起，已经代表另外一种身份：离岸的鱼。

进城后的日子，父亲适应了很长时间，毕竟一条鱼被投放进陌生的水域。我们小心翼翼地配合着他，其实也是自适应的过程。好在，一切都如意。

日常，我们很少吃鱼，曾琢磨过其中的原因，猜想和小时候乡下没鱼可吃有关。妻怀二胎那段时间，我照着网上的菜单，学着给她做鲫鱼炖豆腐。

一次，女儿站在厨房看我杀鱼。她惊讶地看着我将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裁成一段一段，有一段仍在动。女儿说，爸爸，你看鱼都疼得跳起来了。

我继续解剖一条鲫鱼，女儿围观，狭小的厨房里，一场关于死亡的交谈，在锋利的菜刀之下推进着：爸爸，这条鱼死了以后会记仇的。爸爸，人的肚子是鱼的墓地。爸爸，你杀了鱼，它的孩子会来报仇吗？

在一条鱼的启发下，女儿近乎成了一个富有哲思的诗人，我却只能用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人是食物链最顶端的动物等等蹩脚的答案回应她。面对我的回应，她不知所以，一脸嫌弃地转身去看动画片，留我一个人面对着一条鱼发呆。

鱼沉默不语。在一条鱼身上，想闹清楚生命与死亡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何其容易。我看了一眼窗外的蓝天，入秋之后，天一直蓝得让人心慌。此刻，乡下的天空是不是也是这么蓝呢？乡下的涝坝一定知道答案，它装着整个天空呢。正因为如此，涝坝在这个时候也应该蓝得让人心慌。

更多时候，涝坝是空得让人心慌，若不是有留守的鱼群在它的内部游动，你会怀疑它已经死了很久。是鱼群让村庄暗自生长，并一直保有活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