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教授约翰·托什在《历史学的使命》一书中说：“历史赋予我们两种形式的权力。一方面，通过将人们牢固地‘捆绑’在对过去的同一性叙述之中，历史可以被用来加强群体认同感（对国家或是对社群）；另一方面，通过充实那些有作为的公民的思想资源，历史赋予他们权力。”传记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从诞生之初即以实现历史的这两个使命为其终极目标，在群体认同感中建构着“有作为的公民”的思想史。卡莱尔所说的“历史是伟人的传记”这句话虽因无限放大了伟人在历史上的意义、忽视了普通人的存在而遭到大众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指摘，但是却抓住了传记文体最初的核心，说明了传记与历史叙述之间彼此不可分割的关系。优秀的传记等同于优秀的历史叙述，抑或说，传记是一种从个人视角打开历史的文体，传记的历史意义需要重新思考——这样的表述为现代以来因其想象艺术建构而遭受历史学排斥的传记多少带来了正面的肯定。历史学家黄克武先生为纪念严复逝世100周年而写作的传记《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通过严复的个人史打开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在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认同感中为严复这位思想启蒙者赋予了历史的意义，也为传记文体赋予了历史的意义。

个人史是历史的一部分

《笔醒山河》的作者黄克武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从1998年出版《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以来出版和发表了20多部（篇）关于严复的研究成果，是资深严复专家。“笔醒山河”一语源自2017年福州拍摄的严复纪录片《笔醒山河——千年大变局中的严复》，之所以援引该标题，作者说“是要凸显他（严复）在启蒙方面的原创力与重要性”，“标题的四个字最能彰显严复的历史角色”——近代中国的启蒙先驱。

《笔醒山河》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传记，重点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全书用三分之二强的内容“透过对严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特点，及其对时代的冲击”。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以引介西学来启蒙大众、救亡图存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所引介的西学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

相比严复的人生经历，读者更熟悉他所译介的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进化论。1898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曾掀起一股读书热，当然更重要的是读书热所带来的思想启蒙风暴。蔡元培说：“‘物竞’‘争存’‘优胜劣汰’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胡适在《胡适四十自述》中回忆自己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天演论》的风靡程度：“严复所传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了许多少年的心和血。”1905年，胡适14岁时受到《天演论》的影响，为自己取了“适之”作为字，胡适之的名字由此而来。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记下自己1898年在江南水师学堂读到《天演论》时的兴奋：“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曹聚仁说：“近20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500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虽然严复比鲁迅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文化界趋新人物年长一些，但从大的历史时间段来看，依然属于同时代人，同样是清末民初接受新式教育而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但严复最早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核心价值，奠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基调。“五四”时期将民主、科学与反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建设新中国之蓝图，是由严复的翻译为开端，而鲁迅、胡适等《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思想家的传记不易写好，因为“要知道思想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思考”，但汉娜·阿伦特结合自己10余篇思想家传记写作经验认为，可以“用心理学和传记因素来解释”思想家身上“某种迷人的东西”，这即是从其生长环境以及家庭等私人化领域入手，因为一般被偏见所有意淡化的私人生活的再现其实使公众人物更具有真实感。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传记，《笔醒山河》除了重点阐述严复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思想内涵之外，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了严复的私人生活：幼年丧父，家庭陷入经济危机，无法继续在私塾中接受传统教育，无奈中选择“除了供应衣、食、住，每月还发放四两白银津贴”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该校以西学为主，主要用英文授课，但同时也强调中学，学生必须以固定的时间来学习古文，严复后来会通中西的理念最初植根于此。1877年赴英留学，致力于吸收西方知识，1879年回国后师从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后又四次参加乡试，虽均以落第告终，但强化了古文素养，后在维新运动时期系统地阅读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经典著作，奠定了中西学问的基础。严复“充满了困顿”的“并非平安顺遂”的一生最终成就了他学贯中西、饱受争议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生。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作者在呈现严复思想发展脉络的时候，除了讲述时代局势和个人家庭的大与小、公与私的背景因素之外，关注个体与集体在造就一个时代之风气中的相互作用力，将笔墨更多放在严复与同时代“有作为的公民”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当时维新派人物的交往史上，其中重点讲述了与同为时代思想引领者梁启超之间从思想上的交会到差异、质疑以及疏远等细节，颇具大历史中的细节感。读传记亦是读历史。这些交往不只是个人间的交往，同时反映的是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和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呈现了由多重细节构建的近代思想历史画面。

历史的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并对所谓“新价值”进行了阐释：“价值有两种，有一时的价值，过时而价顿减；有永久的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同样作为历史学家，黄克武在本书中对严复启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价值做了梳理和评价，肯定其“一时的价值”，更是站在历史的长时段发展充分肯定其“永久的价值”：“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严复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末时，严复是引介西学的启蒙先驱，他的作品一方面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批判传统、追求民主、科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也展开对此一启蒙论述(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作者为中心论述）的反思，探索科学、民主、爱国、反传统等观念的局限或缺失。”

严复有关“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独特意义。严复反对19世纪末“西学中源论”“中体西用论”以及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自始至终，他对中西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种去芜存菁的态度，对两种文化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黄克武先生对新文化运动以后有学者批评严复早期倾向西学而晚年回归保守等偏见予以了更正。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认为严复所引介的理论环绕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论与逻辑学，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观点的国家构想，具有新的历史高度。

时间走过百年，那个时代的发展、成就及其局限，历史都给予了答案，严复思想的“永久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和认识。正如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会长郑重先生所言：“当我们为发展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重新研究经济学时，一向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严复，他的许多理论是那样适合百年后的今天的时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叹和高度的重视。”

这部传记有一个小遗憾，即全书没有对引文作注释，缺少历史著作应有的严谨考据感。当然这个遗憾是作者有意为之，他在“序”中说：“希望能以简洁的文字为一般的读者介绍严复的一生。因此在行文上力求精简，尽量少用引文，也不像正式的学术著作那样加上注释。”

时间未曾讲述的，历史总会讲述。这也是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观点，研究长时间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当我们今天阅读严复的传记，不只是为了知道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种人生，而更是希望从他的个人史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他们那代人所生活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历史及其百年后的当下意义，这正是传记的历史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