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游”算得上是李白贡献给后世的一种高级情感体验。写下《月下独酌》时，李白在长安。诗人在朝中担任翰林待诏，世人皆以为这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高光时刻，然而，这首诗却向我们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并不快乐。李白写酒的诗太多了，且大多充满了喜感和酣态，却很少有这样的情景：没有呼朋唤友、酒气熏天的热闹场面，只有月、影、人之间的相互顾盼和怜惜，清寂却并不冷清，歌舞相伴却遗世独立。总之，这不太符合我们心目中所熟悉的那位诗人形象。然而，当我们转念去思想李白的这一生，又不难发现，他热闹风光的生活表象下其实始终怀揣着一颗孤独之心。李白一生并没有多少真正精神意义上的朋友，诗人同道中也只有贺知章、孟浩然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尽管曾与杜甫有过交游的经历，杜甫也多有深情款款的诗作呈献于他，但后者在其心中的分量似乎并不太重。倒是司马承祯、丹丘生等道友是李白十分看重的，沾溉道流，接受道箓，寻仙访道，在李白漫长又曲折的人生线路中，这无疑是一条引人注目的主线，何况他惟一一次侧身朝堂的经历也与他深厚的道缘有关。除此之外，在李白留下的诗篇里，还有一些面孔模糊如汪伦似的人物，这些来自民间和底层的江湖情谊，几乎贯穿了诗人的整个写作生涯。从这个意义来看，李白并非薄情寡义之人，而是他狂放高蹈的性情使然，永远不会被现实生活所羁绊，哪怕行于穷途，也秉持着江湖儿女江湖见的爽朗性格。在觥筹交错的人生现场，李白的孤独或李白似的孤独感，只是若干诗人情感面向的一个缩影，我们能够接受那位“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的酒仙，也就能够接受“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的伶仃人。
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曾长期致力于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诗学的研究，他曾在《中国诗歌译集》序中不无钦羡地指出，当西方的诗人们还在全神贯注地沉溺于爱情书写时，爱情作为文学主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诗歌里已经悄然逊位于友谊了。应该说，这样的发现还是极具慧眼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诗经》到汉魏乐府诗，从两情相悦到生死契阔，我们看到，无论汉语诗歌语言在发生和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但诗歌的主题仍然一直聚焦于对爱情的书写和刻录上，男女之情在这一时期被推崇到了至高的位置：“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国风·周南·汝坟》）“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兰若生春阳》）那种爱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体验，那种丰富、深沉又专注的情感内蕴，占据了古诗里极大的篇幅。这种浓墨重彩的书写局面的形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乱世飘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阴阳两隔的情感形态；二是天荒地老的生活现场，造就出了亘古亘今的情感面貌。这两种看似相向而行的情感状态，都能够激发和催生出至清至澈的情感高峰体验。因此，许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念：最好的诗都是情诗。我们甚至可以据此进一步推论，最早的诗歌书写者都是以情人的心态，在探触和揣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近乎“无邪”的书写心态，确保了人类原始情感的纯粹、真挚和内在稳定性。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在爱情主题相对集中的这一时期，仍然有大量的文人把目光和笔墨投注在了对现实生活，以及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层发掘上，他们的书写构成了这一时期文人整体精神的觉醒力量。爱情主题由此逐渐转向为写作者对时光、生命、友情等主题的探究，“人生天地间”或“人生忽如寄”之类的感喟，取代了“以胶投漆中”或“同袍与我违”之类的吁求。其实，这也是汉语诗歌精神内部的一次大规模扩容。诗人文士们在苍茫的时空里探寻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自我的存在，同时也在不断地感应、接收着来自于茫茫时空中的情感波段，以期寻找到同气相求的声音：“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伐木》）这声音，就是友谊之声。
在诗歌写作尚未被纳为文人仕士们求取功名的必备条件的时代，诗歌的功用大多在于培育和驯化世道人心，它或许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仍然局限在圈子内部，是一个人才华和学识的象征，体现着个人的性情和涵养。诗人们之间的友谊往往是从投赠一首诗开始的，之后才有了交游和唱和。这种风气从来不曾间断过，如果说早期还具有某种私密性，只是个人情感的外化手段，那么，后来就慢慢演化成了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甚至因其更能体现创作者的真实内心，而成为后世检索诗人情感世界的可靠文本。
唐人孟浩然算得上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唱和诗人，从广义上来看，他一生都在写应景和酬和诗。在孟浩然流传后世的200多首诗篇里，有一首是投赠给张九龄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我看来，这首诗可以视为我们解锁孟浩然平生心路历程的一把钥匙。与很多年轻时代就发愿入仕的诗人不同，孟浩然因家境富庶，无生计之忧，一直捱到了将近四十岁，才萌生出科考的念想，而他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朋友的蛊惑：既然大家都认为他才华出众，既然他的好友们都位列朝堂了，自己为何不去试一试呢？于是，公元728年，孟浩然也欣然踏上了科举之途，信心满满，却不料落第了。此事无疑是对他那颗骄傲之心的一次重击。在长安盘桓、干求了一年多后，愤而离京：“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侍御维》）事实上，倘若我们在了解了孟浩然的性情和科考动机后，就不难看出，能否入仕对他来讲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他也没有真正具备报国济世之心。闲散，好玩，能有更多的机会和朋友们在一起宴乐，这对孟浩然来讲才是重要的人生大事。在唐代的所有诗人中，孟浩然可能是最受朋友欢迎的一位诗人。我相信，当李白吟哦出“我爱孟夫子”时，一定是发乎真情，否则他不会专程去襄阳寻访这位隐逸的同道；同样，我也相信如下诗句出自于王维真心的赞美：“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在王维的心目中，整个当世朝野或许只有他笔下的这位性情舒朗自如的诗人，才是自己的知音。不然的话，他何必要把孟浩然的画像绘在刺史亭里呢？能收获到李白、王维这些当朝大诗人的情谊，对于时运不济的孟浩然来说，其实已是命运的额外奖赏，而至于能不能出相入将，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那么重要了。公元740年，被朝廷贬往岭南的王昌龄遇赦北归，途经襄阳，专门来鹿门找孟浩然游玩，两人见面心中欢喜，日日饮酒欢宴。孟浩然当时背部患了痈疽毒疮，但还是陪着吃了不少他喜爱的汉水“查头鳊”，结果旧疾复发，病逝于涧南园内。王昌龄强忍悲伤，一路西行至巴陵，意外碰见了同为孟浩然好友的李白，谈及此事，不禁唏嘘不已，作诗《巴陵送李十二》。同年，王维以殿中侍御史身份主持南选，路过襄阳，写下了《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这是诗人之间神秘又浅淡的情谊，笔墨简省，云淡风轻，却饱含了绵绵不绝的悲情。
无论在哪一个世代，在茫茫人海之中，诗人都是少数人，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又必须是传达出多数人共有的情感，通过个人对生活最独特鲜活的体验和发现，来探触人世间最普遍、容载量最大的公共情感生活。从根本上来讲，诗人的限度和诗歌的难度均在于此。诗人无疑是以自我形象存留在世人记忆库中的，但这种形象的塑造并非由某一位诗人来独立完成，它往往有赖于众多诗人的合力建构。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往文学史时，才会有所谓魏晋、初唐、开元、元和，乃至元丰等所谓代际诗人的划分。这种依托于历史断代的截面分类法，固然具有一定的时效和代表性，但仍然会牺牲弥散在诗学内部的诸多个性面貌——恰恰是这样的差异性，才是诗歌的活力所在。浩瀚文牍，我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诗，愿意把诗歌从无数典籍中抽离出来，形成一条勾勒中华文明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更看重诗人面貌的丰富性，以及由这种丰富性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歧义与可能。也许在部分人眼中，诗歌只是生活的附属品或附带产物，但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诗歌却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身。也就是说，通过诗歌和诗人对待诗歌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触及到汉语语言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每一位诗人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会造就出不同的诗歌品质，和全然相悖的诗人情貌。无论是“文人相轻”，还是“文人相亲”，都能够通过诗人的思想路径，在人世间找到各种各样的呼应关系。而最高的呼应，还是应该回到对诗歌本身的忠诚度这一层面上来，譬如韩愈与李贺，这对差不多隔代相亲的诗人，凭借他们各自对诗歌的忠诚度，从汉语语言内部发掘出了“呕心沥血”的文学品质，也达成了某种为后世广泛接受的文学友谊。
《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而在《旧唐书·白居易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这两则文献记录了唐元和一代诗人里元、白二人，令后世瞠目结舌的情谊。发生在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唱和，最终将诗人之间的友谊推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南宋诗人杨万里在《读元白长庆二集诗》中这样写道：“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究竟是诗歌成全了友谊，还是友谊触发了诗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所有的诗人都是对孤独有着深刻体验的人，而诗歌应该是诗人举在手中的火把，除了能驱赶旷野里的黑暗，还能在黑暗中发现另外的同行者。“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白居易《梦微之》）这应该是一支火把熄灭之后，另一支火把的喃喃自语。
（作者系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