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当今流行音乐中带有“狂欢化”意味的奔放节奏，还是影视艺术里反复演绎的古代传说故事，“神话”早已从藏匿已久的民间土壤中再次重生，带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重现在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神话是文学想象的源头，神话思维广泛内含于古代历史典籍之中，如《周易》《老子》《楚辞》等。探寻中国神话的当代书写，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一、神话重述的原型变更
为了探索这类包含着神话传说、仪式巫术、图腾崇拜等元素的文学现象，1957年，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出以原型概念为核心的批评观，提出了“原型批评”。神话体现着远古时期人类集体的文学想象，是最基本的文学原型，后世其他文学类型大多是对其的模仿与重演。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创作与神话实现了深度契合，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的神话意象表达，再至2005年“重述神话”热潮，一场声势浩大的“神话书写”再次成为文人笔下的重点。在英国坎农格特公司的牵头下，中西作家对神话加以重构，塑造出全新的神话故事。“重述神话·中国卷”共有4部作品，虽然这几部作品选材各异但都以神话的现实观照为旨归，作家们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原始集体记忆重新建构。
按照荷兰学者D.佛克马的观点，所谓“重述”，“它与一种技巧有关，这就是复述与变更，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只不过其中也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从“重述神话”系列作品来看，中国作家的“重述”包含着三方面的特征：
其一，重述是一种隐喻式的重写，它不是机械复制般的重复，也并非简单的模仿。弗莱以观看绘画时“远观”的方式为例，说明在批评活动中，应该需要“站远些”来观照作品，用以发现其中的原型结构。那么，重述也是如此，作家首先会“远观”神话本身，将故事的主题、情节、风格、结构放到整体文化背景中加以考量，而又不囿于细枝末节。这既是一种整体性的模仿，又是一种基于旧文本的新创造。
其二，重述的对象内含着历史文化记忆。这些被选择作为重述对象的神话，基本上都经过历史的沉淀，早已融入民族精神之中。神话原型体现着人类祖先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而重述神话是神话传说与现代性经验所混合的文本，小说的创作过程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全新挖掘过程。作家的重述过程，同时也是在重温民间情感，探寻民间哲学，是当今时代下对民族精神的再思考。
其三，重述写作行为体现一种时代复杂性。重述神话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神话的挑战，作家有意识地将“神性”转化为“世俗性”。神话的原始意义在现代审美语境和文化资本的控制下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因此重述神话创作受商业资本的影响。同时，神话重述行为也包括作家的主体介入，文本会受到作家本人创作风格、创作理念、创作特点等的影响，他们笔下的中国神话被涂抹上了个性化的色彩。
二、神话重述的陌生化书写
“重述神话”的书写除了对以往故事情节的模仿外，更多的是作家在现代语境下依照时代经验和个人经历对神话文本的重新塑造，因此“重述神话”会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特点。这说明，重述神话系列作品既包含旧有的一些元素，但更强调对神话文本的“陌生化”阐述。“陌生化”的写作手法融在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是使艺术作品增加可感觉性的各种手法的统称，又叫“反常化”。从语言的层面来看，陌生化是指对文学语言符号进行加工、改造、扭曲、颠倒、重复，以创造性地破坏读者的感受方式，从而达到新奇感。
陌生化手法在重述神话系列作品中的运用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作家在描述事物时，不使用事物已通用的名称，而使用新的名称来称呼他。这具体体现在小说中对神话人物姓名的更改，如苏童将孟姜女称为“碧奴”。但这种对“姓名”的陌生化处理，其效果是有限的，仅是一种从符号到符号的变化，并不能给小说带来多少新的内涵。因此，小说中便有了第二层的陌生化，即人物形象上的陌生化。在此，形象建构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对熟悉形象的特殊感觉，消解或背离形象的原初意义，并试图改变读者对其的认知。这种从既有“旧形象”到“新形象”的变换过程，意味着对民间“集体意识”的挑战。在作家笔下，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孟姜女哭长城等各种神话传说被赋予浓厚的人性意识，是从神性向人性的转变。
具体而言，陌生化的效果源于变形和扭曲，新奇和差异，往往会创造性地破坏读者已习惯的事物，最终建构出面目一新的事物，这也是新时代下重述神话的审美需要。在“重述神话”系列作品中，陌生化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语言形式指向，变成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工具，最终目的是挖掘出被资本文化遮掩下的人类本真生活。作家在表达现代精神时，努力寻找神话中的对应内容，在对神话的重复中，让原始神话含义与现代精神彼此阐释，使神话新文本不仅继承原始的内涵，同时新增现代性指涉。
三、神话重述活动中的复调现象
重述神话的存在以原始神话为前提，同时又力求解构和建构原始神话。在这种情况下，前者与后者在相互交织过程中形成一种张力美学，后者期待对前者进行反叛与意义重构，同时后者与前者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代神话重述存在于文本与文本的对话关系之中。
“对话”是巴赫金文论的核心术语。巴赫金主张从文学内部去阐述文学，从话语的内在对话本质进行研究。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他关注小说中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平等对话的特质。在这种复调意识的观照下，小说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读者与作者之间展开一种潜在的心灵沟通。复调作为一种思维意识，融入在重述神话的创作过程之中。
复调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民间的声音内部蕴含复调式的对话结构。不管是《碧奴》还是《格萨尔王》，都引入了民间视角和民间元素。例如，在小说《碧奴》中，碧奴是葫芦，而岂梁是桑树，葫芦正好挂在桑树上，所以碧奴嫁给了岂梁。在人类社会早期，将动植物拟人化以赋予其神性，同样地，凡人也可能有超自然的力量，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崇拜。在民间哲学与现代性书写下，通过神话母题的重新创作与改写，赋予了历史一种共时性，使得故事发生的旧年代和当代作家所处的新时代之间形成了对话关系。
其次，复调手法还体现在狂欢化视角下的众声喧哗呈现，具体表现为神话重述作品中的人兽同体现象。巴赫金指出，在狂欢节中，怪诞的人的身体是主要构成成分，人们通过极度扭曲、变形、戏仿等方式进行身体表演。在《碧奴》中，百春台上出现了以人为鹿、以人为马的场景，人与猎物已经难以区分。
民间神话传说的复兴，在新时代被世界性地广泛关注，掀起了对神话内涵再挖掘、再创造的新浪潮。与此同时，许多人对此表示了担忧，这种文化寻根的潮流被商业资本文化所裹挟，戏说的成分比较大。因此，需要创作者与批评者更为客观地对其进行价值评估，让中国神话重述与“新神话主义”理论相结合，让神话题材作品焕发新色彩。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