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相对而言，小说、诗歌研究较多，戏剧研究较少。申燕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1949—1966年“社会主义戏剧”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十七年”戏剧的背景、成就、特征，体现了严谨的学术风貌。

首先，阶段划分与模式表述恰当。“十七年”跨时较长，而且戏剧种类繁多，《1949—1966年“社会主义戏剧”研究》把“十七年”戏剧分为三个阶段、五种模式，较为准确地归纳与分析了这一阶段的戏剧形态。从1949年到1957年，戏剧主要以政治颂歌和捍卫新生政权安全为主题。从1957年到1962年，主要以英雄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乌托邦模式为主。从1962年到1966年，主要是聚焦阶级斗争。申燕对五种戏剧模式渗透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胶着的价值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揭示出戏剧与政治之间的博弈与张力关系。同时指出，这五种模式，既各成体系，又相互关联。

其次，文史不隔，论从史出。申燕注重论述诸多戏剧模式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时代精神的强化需要借助文学来完成，戏剧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自然承担起这项重大任务。戏剧由此也清晰地烙上时代政治的印记。申燕在第二章论及颂歌模式时，首先交代了戏剧发生的时代语境。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全国人民站立起来，民族尊严得以维护，戏剧写作作为新中国文化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表现“翻身之后的喜悦、建设新生活的激情、个体尊严的提升以及对党和政府的由衷歌颂和感激之情”，出现了像《龙须沟》《方珍珠》《妇女代表》等一批优秀作品。这些剧本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人物性格饱满，生活气息浓厚。再比如，第三章聚焦那些以捍卫新生国家安全和抵御敌人破坏的一批剧本。在诸多敌对势力环伺的背景下，《在康布尔草原上》《海滨激战》《春暖花开》等应运而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的热情，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史互动，史论结合，显示了作者较为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

再次，问题意识突显，现代性思维统摄全篇。申著最大的亮点是跳出了以往十七年戏剧研究的藩篱，即社会历史批评路径，将十七年戏剧放到20世纪戏剧史上进行整体观察，从现代性、文化的视角审视十七年戏剧的特定内涵、精神机制，以及投射出的逻辑特征、价值观念等。它是以戏剧的现代性为标尺，在20世纪戏剧现代化史上对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的文化与思想意义重新定位。申著认为，十七年“社会主义戏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包含了一定的现代性内涵，但现代性呈现出由强到弱趋势。50年代初期颂歌模式最富现代性蕴涵。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环境宽松、创作标准尚未定型，不少剧本继承了自五四时期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意识及人道主义关怀，底层民众的个体尊严和主体精神都得以尊重。不少女性，像方珍珠、张桂容、赵小兰通过读书识字或者自主选择爱情婚姻，自我意识觉醒，她们的女性地位得到提升，个性得以张扬，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的特有风貌。当然，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人物塑造逐渐简单化、模式化，独特的个性与自由的意志逐渐变弱。相应地，人的现代性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新时期启蒙主义复归，此种境况才得以纠正。

最后，申著还有一大优点，就是理论运用娴熟，而非生搬硬套，将各个戏剧模式的前因后果分析得一清二楚，在相关话题领域也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学术思考，譬如戏剧改编问题、以戏剧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戏剧的创作、交流与相互影响等。随着这些议题的进一步展开，势必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戏剧研究的理论深化，为交叉学科的融合提供新的“质素”。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