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总体性的概括，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连孔夫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都可能是偏颇的。怎见得全是无邪的呢？闻一多先生说，《诗经》中的大部分诗都是说男欢女爱的，有些是直接表达性欲的。（详见闻一多的《诗经的性欲观》）这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当然，夫子那是对学生说的，也可以理解，因为作为老师很难在课堂上讲男女之事，这不符合伦理，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所以他的意思是，你读就是了，看到露骨的地方，尽量不要往歪了想。
所以，总体性的概括往往是对于具体性和丰富性的牺牲。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在叙述一个状况的时候，总要以少代多、以偏概全。
夫子的文学总体性的实现，是通过《诗三百》的文本实现的。你读了三百篇，就大概形成了一个关于“周代文学”的总体性认识，也无需夫子再多言。他虽然偶尔解释，但不负责解释。
而作为今人的我们，是很难的，要搞一个近十年的全集，显然没有现实性，选本倒是可以，但也还是看眼光、看态度，你选余秀华的，还是选其他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最后结论也大相径庭。
说了这么多，事情还得做，还要阐释这个“进步与空间”的主题。其实，我更愿意说成“生存与空间”，尽量客观一些。这不是让你说“成绩与问题”，也不笼统地称作“现状与前景”——以前开会大家喜欢这样起题目，好像来的这伙人能够准确地描述出“现状”，也能测知“未来”。这都是没有经过慎重思考，一拍脑门就给出的题目，对方法论也没有反思。而“生存与空间”就可以尽量客观地描述我们所处的这个情境、这个场域，描述我们的感受。
“新时代诗歌”十年，虽然实际上还没有那么长——因为一开始这概念还没有十分清晰，大概是2015年前后，才逐渐有了概念——但也已经有了足够的发育时间。这首先是一个由上而下主导来建构的概念。之前我们有“新时期”、“后新时期”、“新世纪”，诗歌经过了一个松绑式较劲、一个发散性生长、一个极致式狂欢的时代，然后又进入了一个“讲规范的时代”，有比较明确的限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历史逻辑的产物，刨除一些规定性因素之外，诗歌是否需要重建秩序？似乎也是需要的，伦理秩序、价值与精神秩序、语言秩序、美学秩序，等等，具体是什么，虽然尚未完全明确，但显然是有的，就是“不能怎样”，这是比较明确的。
新时代诗歌十年，如果说有一个“生存与空间”的话，那么首先是秩序的生成，这个空间依然广阔——甚至更广阔，有些外部的规范与压力的时候，诗歌的内心场域与能量反而更大，这在过去许多年中我们都有过深切的感受。上海的批评家朱大可，曾经把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走向称之为“从绞架到秋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环境下，诗歌有一定压力，诗人的创造力是比较充沛的，到后来完全失去了秩序压力的时候，反而有点不知所措，诗人的价值也渐渐消散。这当然是一个反向的例子。回头看看前些年的诗歌生态，虽然很丰富，但也有些混乱，喧嚣太盛，文本收益则并不尽如人意。这些年，大家的情绪沉落、沉潜了许多，写作反而更有了定力，好的作品反而有上升趋势——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我最近参加了广东作协举办的一场线上的研讨会，研讨的是杨克和卢卫平的诗。大家对杨克的近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感到，像他这样的老资格的第三代诗人，也开始处理一些非常主流的命题，而且确实也写得很好。比如，《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是写民族团结主题的，显然比过去年代的主流诗歌要好很多。他还处理了很多城市和工业题材，比如《在华强北遇见未来》《石油》等等，与之前几个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相比有很多的不同，就是比较平和、客观、内在。这些东西并不好处理，一旦尺度和格调掌握不好，就会浮起来，而杨克很好地把握了格调。这算不算是对“新时代诗歌”的一种想象和建构呢？我认为应该是必要的尝试。
“大诗写作”在近些年渐成风气，从国家层面上说，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局势飞速变化，包括今年三月以来的俄乌冲突，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全球疫情流行已经近三年，国内也有着各种不断的热点。这一切都催生着诗人的思考。这种写作，借用欧阳江河的一个说法，叫作“大国写作”。如果是纯粹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个概念也许是很有意思的。我注意到，西川和欧阳江河在2020年分别写了一首与疫情有关的诗歌。这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史诗”、当代性的史诗。这样说的理由有：一是它的信息量巨大，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政治性、社会性、科技性、民间性的信息元素汇聚一起；二是现代性的观照角度，作者将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站在“文明”的转折的高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三是在形式上有新探索，西川的诗中，有大量的汇集的“副文本”成分，坚持了他一贯的刻意的“未完成性”，在江河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一种大开大合的结构。最近，我还读到赵野的《2021》《中国长城建造时》《碧岩录》等新作，我觉得气象壮阔，充满与伟大中国诗歌传统之间的一种想象与对接，是有雄心与抱负的诗歌。我隐约感到，他们和我们时代的一批诗人，正在决心写出伟大的诗篇。这一点，不能因为我们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就可以不以为意。当然，能不能成为，和谁成为，最终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
这十年中，诗歌与底层社会的关系，显得更加紧密，这不仅表现在有许多写作者会关注到普通人的生存，而且还产生了余秀华这样直接来自民间的诗人。我一直觉得，虽然在余秀华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并不完全得体的噱头，但是余秀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诗也有非常过人之处。她的很多作品，用了非常直接的语言、真正痛彻的感受，写出了有力度的生命经验，表达了一个女性的情志、诉求乃至欲望。
我在前两年前的一篇短文中，用了“狂欢、平权、地理、碎片”四个关键词来描述最近二十年的诗歌状况，这一描述基本也适合最近的十年，只是“狂欢”已渐趋沉落。平权化和碎片化，我也不想再多说了，其实平权化与碎片化是一对双胞胎，也是双刃剑，是好事也会有问题，这个感受想必人人都有。我想再说一点的，是“文化地理”特质凸显的问题。自世纪之交以来，各个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相异的诗人群落渐已成形。比如，广东的城市诗与工业诗显然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即使有，也不会是那么大的规模）；《北回归线》群落的江南诗人的诗歌，是别的地方的诗人写不出来的；大西南的大凉山地区以发星为代表的诗歌群落（包括用汉语写作的彝族诗群），他们的语言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还有北京的诗人群落，看起来北京地区的诗人千差万别，但又有很多的共同点，就是国际化大都市的人特有的世界意识、当代意识，以及很强的文化自觉、实验性与边缘文体的创新；北京诗群中还有很多是属于各种“亚文化人群”，有无业者、文化掮客、官员、经商者，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生态构造。这是当代诗歌生存的主要场域与方式。这种暧昧而复杂的生态，是诗歌繁育的一个重要温床。其内部的属性与特征，也必然会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就是混合与暧昧、敏感而驳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