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十年的诗歌中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正在发生，日后诗歌史叙述中的“新时代诗歌”或许已经初具雏形。在本人的观察视野中，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它的特质：本土性、多元化与建设性。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之下诞生的，“西方”是新诗发展重要的坐标和背景，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西方与本土、现代与传统、模仿与原创这样的对立性范畴之间摇摆、迁移中前进的，其间有过数次明显的转向。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新诗、中国文化长时间落后于世界，需要向他者学习，故而“拿来”别人的东西为我所用，这里面模仿、借鉴甚至东施效颦是不可避免的。此种状况在近些年有了明显变化，中国不再是一个“追赶者”“被启蒙者”，摆脱了面对“西方”与“世界”而“迎头赶上”的焦虑，更多的是及时、平等的交流。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快速普及有关，而今的信息交流非常便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之间的“时间差”已基本不存在，面对世界的惊奇、猎奇已被更深入地面对、思考自身问题所代替，诗歌创作更多的是从自身的文化系统、文化传统出发来进行的。如此，新时代的诗歌是更为本土化的，面对中国、面对当代，扎根于中国土壤，观照今日的中国与世界，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心理与审美。它们传达了更多的中国经验，讲述了更丰富、更真实的中国故事，在审美上也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式审美的特征。这种本土化当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是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平等交流的前提下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对于一直以追赶、学习、借鉴的姿态面对西方的中国新诗来说，这种本土化的倾向是一次重要的转型，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近十年的中国新诗没有多少明显的潮流、流派、思潮，而是分散、弥散的，众声喧哗，诗歌在走向“四面八方”，更宽阔、更自由，各种写作方式各显其能、各领风骚。与此前相比，1980年代有“朦胧诗”“第三代诗”，90年代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也有“中间代写作”“底层写作”，近十年似乎并没有这样比较明显的潮流或流派。但是，这并不是诗歌没有活力的体现，而恰恰表明它更为成熟，摆脱了此前运动式、表面化的造势、炒作。诗歌在当今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回归到了诗歌本身，它不再占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或主流地位，没有了如此前80年代那样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但却是向内用力、专注于自身的。诗人不再依靠“群体”“团体”的声势获得影响，而更多的是靠个人的创作实力、文本质量来获得反响。诗人的写作一定程度上“原子化”，更多地依靠“单打独斗”，实现了“个人化写作”，这也推动了诗歌真正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这种“个人化”并不是脱离时代与社会的，不是拒绝交流的，而是以高度成熟的现代主体为前提，以个人化的观念和风格为保证的。诗歌的多元化是以充分的“个人化”为前提的，只有“个人”成为具有艺术创造性和独特性的“一元”，多元化才具有可能，众多的“一元”才能够组成充满活力、和而不同、互为参照、互为镜鉴的“多元”。
近十年的诗歌也呈现出建设性的特征，结合百年新诗的历史来看这同样是难能可贵、意义重大的。颠覆性、革命性一直是中国新诗的重要特质之一，也是其发展演变的重要动力。对于强大的、压制性的“庞然大物”持以警惕的态度是诗歌存在的题中应有之意。当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诗歌需要反传统，它汲取外来营养，另起炉灶，另辟蹊径；当政治的力量过于强大使诗歌沦为附庸和工具的时候，诗歌需要挣脱政治的钳制获得自主性、独立性；当诗歌过于西化，成为西方观念与技艺“演马场”，它又需要更多地面对自身传统与现实，重建“自我的本体”……中国新诗一直是在这样的颠覆、反叛、修正中前进的。就最近的情况而言，21世纪初网络的快速普及和发展降低了诗歌的发表门槛，解放了诗歌生产力，颠覆了此前的诗歌格局，诗歌的标准也更为多元，诗歌写作的参与者激增，诗歌“产量”呈指数级增长，形成了一种平权化、狂欢化的局面。当然，这种“狂欢”一方面体现着自由、丰沛、活力，但同时也是无序的、混乱的，有诸多突破底线、哗众取宠、混淆是非的情况出现。在网络发展的初期，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野蛮生长的，在狂欢氛围中难免“恣意妄为”，同时监管也相对宽松、滞后甚或缺位，被有的学者称为诗歌发表的“去编审化”。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写作者本身会有一种自律意识、反思精神，从文化发展、社会管理的角度，也需要建立更为稳定、理性、公平的秩序，故而，诗歌需要从最初的颠覆性、破坏性走向建设性、生产性。近十年的诗歌，很大程度上便是在重构诗歌的秩序、重建诗歌的标准。这一方面与外在的监管有关，监管的覆盖面比较广、比较及时了，过于极端、失去底线的东西没有了生存空间。更重要的，与诗人和诗歌界内部的变化有关系，诗人们确实是更沉潜、更专注、更纯粹，更注重自身建设，诗歌在向更高、更远、更宽阔、更深入的维度探索、前进。
新时代诗歌恰逢新诗诞生百年，一百年来中国新诗走过了曲折而光荣的道路，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有着扎实的、沉甸甸的收获。总的来说，与百年中国诗歌不同命名（新诗、现代诗、自由诗）的内涵相一致，它的确是新的、现代的、自由的，是走在如诗评家谢冕所概括“前进的和建设的”道路上的。而现在，新时代的诗歌正逢新诗百年再出发的当口，它更为本土化、多元化，同时也更具建设性，它面对新情况，处理新问题，表达新经验，体现出更多的中国特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之，新时代诗歌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更大的进步，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