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是一部令人惊讶的、另类混合的文本。我想假如是另外一个人来写，可能会把它拆成至少三本书，第一本是关于泰国的深度游记和观察笔记，第二本是关于假死骗保的悬疑故事，第三本是关于正在借助辅助生育技术、完成自己当母亲梦想的女性群体的非虚构观察。但我读完以后发现还有第四本，就是知识分子的观察手记。作者傅真把她对泰国的观察、对于婚姻制度与女性权利的考量、对于色情制度的论辩、对于当代青年的自我倦怠与救赎以及应对“消极能力”的解决方案，都放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当代知识青年群体所关心的热点话题，几乎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

在傅真身上同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女性的她自己，另外一个是跳出来看着她在这个情境中行动的观察者，这是职业写作者特别重要的素质。刚开始进入文本，她用小说笔法写到曼谷的热，写到曼谷的湿度，写到曼谷色声香味触法的一切，这是像张爱玲那样擅于用通感笔法、细节丰沛的小说家的才能。接下来她描摹曼谷特性时，我们又看到一个充满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她完全在用两种不同的笔法写作，一种是小说笔法，一种是思辨笔法，尤其是小说里有一个具备“曼谷性”特点的人物Alex，她把她的泰国人格化到这个人物身上。

曼谷是什么？她的曼谷是过去与未来的共存和分裂，是一个充满多元可能的存在。像《斑马》里“谍中谍”般的悬疑故事，放在中国恐怕不太可能发生。但是放到那个离奇的国度，一个既有科技手段又有妖术信仰的地方，一个汇集了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地方，我们相信可能存在这样的故事。她把曼谷的善恶一念、它的迷人与罪恶都集中在这个男性人物身上，成了泰国地方性的形象载体，这是艺术创造本身的魅力。

近年来很多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去书写女性生育、女性教育、女性职场和日常生活感受，这些文本呈现出来一个问题，可以跟《斑马》构成互文对照，就是女性写作到底是什么？对此有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理解？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当代很多活跃的女作家，比如孙频、文珍、淡豹、梁鸿，关注的是不同的当代女性群体，有的是打工妹，有的是乡村女性，有的是都市白领，有的是女性知识分子。在《斑马》里，傅真非常勇敢地呈现了执念于破解自身不孕不育难题、想要成为母亲的女性群体，而且她们身处异国。当每个观察者带着不同的角度和具体的观察语境，去讨论今天的女性书写是什么，要怎样书写我们共同的女性经验，首先要注意一点，你在对哪个女性群体说话？傅真在这部小说里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她有两组人物，一组是以艾伦为代表的、有能力在全球自由流动、有生育自主选择权的女性阶层；另一组是来自国内某些省份，身负传宗接代的使命，最终由于怀孕失败而自杀的人。

在女性写作的话题里，傅真敏锐地注意到不同类别的人面对同一个问题时的不同处境，但同时她也注意到这是一个共同的处境：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生育，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曼谷的诊所里，可以享受按摩、医导服务，但是当面对生育这一刻，你在和自己对话，这个处境是共同的。在各自不同中还能彼此看见和达成互相理解，这是这本书了不起的地方。

就小说写作的规范而言，《斑马》不属于中规中矩一类，它是一部破界的小说。作家可能在写作元意义上要写一部不一样的小说，这其中充满创作者对小说写作规范的理解，以及在这个理解之上对它的挑战。也许有时候比较用劲、不是特别自然，但这也会引发我们对小说是什么和小说还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思考，那也是充满创新和启发意义的元气茫茫。

最打动我的还是小说一开始关于生育细节的种种描述。那是女性最无助的时刻，你一个人面对自己，但是同时，这个经验女性之间是可以分享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个人的疗伤，而是通过疗愈把自己心中很多隐秘的、想对别人说又无法说出来的时刻发散出去、找到共情，变成了整个女性群体沉默经验的一部分，所以这又是普遍意义上的写作。它这里包含了关于怎样处理自己和日常、和世界的关系。

梁鸿在短篇小说《迷失》里写到女主人公在处理自己的母职（女性孕育婴儿）和另一个创造之职（作家完成自己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当时我跟梁鸿聊天，我们想到的题目叫作“女娲曾抛妻弃子吗？”女性如果可以完成从生物学意义的创造，到主体精神世界创造的转变，那么焦虑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消失。

我们的焦虑来自哪里？来自我们工作很多时候不是创造者的工作，而是我们要谋生、要生存的辅助手段。当我们面临行使哺育职责的同时，丧失或者一段时期丧失获取生产资料的机会，或者社会以母职的要求遏制女性成为创造者的冲动，那当然是相当不公平的，这时候焦虑就会产生。但是某一天，你能够把这段焦虑变成另外一种造物，那焦虑就变成一种养料。这就是写作的意义，也就是焦虑之间怎么转化。为什么读这本书能唤起你的身体记忆，当写作写到你的感官、你的身体、你的精神处境、你身为女性的命定与超越里，这种写作、这种文字一定是有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