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冰春之所以写作革命历史小说，源于他长期对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坚持和崇尚。无论是散文《飞翔的燕子》，还是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战将》，他都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现实场景和革命历史的真实画卷。《川江英雄》系作家冰春继《战将》之后的第二部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可以说是对《战将》的充实和完善。该书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依靠大西南负隅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为背景，通过大西南川江重镇泸城地下党策反国民党驻军，积极迎接解放的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故事，热烈地讴歌为了山河无恙革命先辈们无惧流血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书写了一段精彩动人的革命篇章，让我们不能忘却的革命记忆。《川江英雄》继承了真实再现革命历史的创作原则与方法，又是以其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为指引的、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深化与创新，在流畅的叙事之中辟出了一条独特的革命历史小说写作之路。

《川江英雄》通过革命历史的真实再现创造一种新的革命战争场景。据考证，小说实际取材于发生在四川南部城市泸州的真实历史事件。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系解放战争后期，其时，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反动政权面临全面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随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分兵进军西南。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以泸城化名展开小说的叙写，再现历史的真实，浓墨重彩地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新的革命历史的场景，艺术地填补了西南一隅、川江流域解放战争场景的历史空白。

在典型环境中创造典型人物。恩格斯认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致敏·考茨基》）即是说，艺术典型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独特性。进一步说，应当具有时代特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又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有着艺术反映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川江英雄》的典型正是如此，作者通过革命典型的塑造描绘了新的革命人物形象。

书中的主要人物任晓光系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任晓光从陆军大学毕业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1949年初春接受党组织的派遣，由上海潜回老家四川泸城，策反国民党七十二军，发动群众，迎接泸城解放。任晓光有着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热情、勇敢、执着，遇事爱刨根问底好探究，有时又显得冲动，缺乏老练和冷静。由于任晓光在长江的浪花中长大，其性格中蕴含着江水波涛迸溅的特性，长期在码头文化的熏陶下，养成了挥洒奔放、豪侠仗义的特点，有着明显的英雄情结。这使得他能在三教九流中来回穿梭，应对自如，在解放泸城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任晓光的典型形象，在特定的革命的钟声与川江流域的环境中，成为这一历史时段和地域中新的革命典型形象。

作者对革命女性典型形象的塑造也具有创新性。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不同，《川江英雄》中的秦菲菲一出现就是优秀的革命者，在地下斗争中机智勇敢，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最终为保卫军火库而英勇牺牲。在爱情上她与林道静那种被压抑委屈的情绪不同，而是直接的、人性化的。如果说林道静是从沉沉黑夜中走向光明的前行者，那么秦菲菲就是闪耀天边的一道绚丽的彩虹。其他人物，如郭尔桂、周怀礼、李朴生、邓光强等，也都栩栩如生，即使反派人物如罗熙之、许亚军等，作者也拒绝脸谱化，符合特定社会环境和川江泸城的地域特征。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化与审美多元化的综合运用，是《川江英雄》艺术表现的一大亮点。在艺术描写上，作者注重将艺术的真实性与革命的倾向性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把革命的倾向性寓于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之中，即“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这种“自然而然地流露”，除了作者在书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情节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叙述，那就是通过浓郁的川江地域文化“场面”予以营设和建造。此外，小说的语言非常具有川南的地域特色，如“下馆子”“宰你”“摆龙门阵”“围观扎墙子”“打牙祭”“喝寡酒”“洋马儿（自行车）”“冲壳子”“搂得（能吃）”“磨洋工”“内盘”（内行之意）等，地方语言与普通话的结合，营造了良好的富有特色的语言环境，让书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别致。

总的说来，冰春在《川江英雄》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从其所熟悉和深刻感受的生活中选择创作素材，通过艺术加工，以“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呈现于读者，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作家深入生活，写我们熟悉的人和事，即使是历史题材。冰春热爱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家乡光荣的革命历史，让他沉醉不已。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潜下心来，写出这部小说。书中反映出来的真切的地域文化，恰恰是源于他对家乡的爱，同时也成就了这部小说的革命性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