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使鹿鄂温克民族一个部落的百年变迁史。这部“家族式”作品可以视为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诚恳对话，传达着生命的尊重、自然的敬畏、信仰的坚持、爱与憎等精神面向。鄂温克民族活动的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一带茂密山林则成为迟子建写作时心中的土地。迟子建用细腻唯美、缥缈悲伤的笔触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用“小人物讲大历史”，展现了使鹿鄂温克民族现代转化的多维文化姿态。

上个世纪80年代后，现代文明洋溢的高效能和快节奏生活模式下，一批鄂温克族年轻人急于脱离原有的生活模式，失去精神原乡的索玛讨厌上学，不喜欢驯鹿甚至期望让驯鹿得一场大的瘟疫，彻底颠覆了鄂温克人传统的婚恋观和生活观。沙合力贪图享受不爱劳动，酗酒且偷盗木材，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民族的新生代追逐新梦想，信奉新观念，老一辈人传承的生活模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裂变甚至崩塌。

年老者如“我”和个别年轻人迷恋于人与自然的单一和谐，固守着本民族的文化。玛克辛姆只讲鄂温克语，希望成为新萨满，下山定居后依旧固守传统，只讲民族语言。西班善于思考摸索，最大的愿望是要为鄂温克语造字。小说中西班造字就是试图进行文化的自我拯救建构，刚一开始就被动员下山定居中断了。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只能是创新和尝试，而不是一味固守。鄂温克等民族面对现代文明冲击震撼，需要一定的时间空间来适应调整。如何平衡内心矛盾、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新一代鄂温克年轻人希望能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鄂温克民族千百年来生活在森林、草原、平原等多种生态环境下，《额尔古纳河右岸》给我们展示的只是森林生态下敖鲁古雅地区鄂温克人的狩猎模式，实际上现实中畜牧驯养、农耕、旅游新社区模式并存下，实现民族化与城镇化相统一是可行的路径。

往返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内化为文化上的艰难抉择。依莲娜是逡回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典型，她从小在定居点接受教育，认同鄂温克文化，喜欢驯鹿，理应是鄂温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和谐交融的象征。迟子建考察了鄂温克民族第一个大学生柳芭成长为画家的原型，刻画了依莲娜这一悲剧形象。小说中介入都市生活的画家依莲娜“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只有回到鄂温克语境，现代焦虑才能暂时缓解。依莲娜的悲剧在于无法在复魅自然神性基础上纾解“他我与自我”的挣扎，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脱胎于森林中的女画家的画与自然和融一体，但单独拎出来的兽皮画才会受到城市猎奇般的欣赏，如此奔波反复造成两厢认识上的错落，躁动与宁静、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冲击让她最终难以平衡双重角色分裂，在贝尔茨河中放逐生命，回归自然以寻求解脱，悲剧未能避免。

万物皆有灵、灵魂不灭、悲天悯人等让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族向死而生，点燃希望礼赞生命，抚慰仇恨坦然面对风云变幻。二代萨满妮浩更能明白生死之间的转换联系，每一个灾难的消除总是以自己孩子生命为代价，最终以自己牺牲祈雨成功扑灭大火。部落的利益高于家庭和自身利益，这种神圣的母性责任感和伟大的悲凉感使鄂温克民族在流转中延续不息。

萨满崇拜在被现代文明取代过程中表现出顽强的坚守。小说中的马克辛姆和西班排斥汉语，拒绝接受现代教育，坚守着萨满的传统文化。相对于以物质文明为表征的斗转星移，最顽固或者最让一个族群留恋的往往是精神的依赖和对宁静安放心灵的向往。迟子建正是在寻根鄂温克文明文化意义上说过，“文明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把野蛮和愚昧修理得无比光滑的时候，也把掺杂其中的一些粗糙而又值得人类永久保留的美好事物给无情的磨蚀掉了。”孤独的鄂温克民族在深林中和驯鹿、萨满一起诠释着他们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文明有强弱高低之分，但一味同化消灭并非治理上的善策。

时间带来的发展认同是最好的涵化和濡化方式。一个古老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趋势不可能改变，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应该改变，但这些变革若采用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常有可能适得其反。《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是对诗意栖居的缅怀，迟子建高蹈于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而且让我们认识到鄂温克民族的现代转化也将会是一面让人深思的镜子。作家对一个部落文明的衰落集中宣泄感情，个体的生命体验难以涵盖鄂温克民族厚重历史的底蕴和演化进程，难以理性客观地审视民族变迁和融合走势，然而我们不应低估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和文化的碰撞选择，也不能用隐藏在创作者内心的生态文化焦虑取代原始生命文化形态的进取活力。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无缘无故地走到今天，鄂温克民族亦如此。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之下人对自然榨取割裂一定会被人与自然之间水乳交融关系所警醒。在追求抗衡现代文化统一性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的多元和物种的多样，导致的“被定居”和“被文明”现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软暴力。新的生态文明必须在现代与传统的关联上，在本土文化资源的谱系上找到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