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鸾峰桥》着力表现下党乡人民在党的扶贫政策鼓舞下，通过艰苦奋斗，在“弱鸟先飞”和“滴水穿石”精神鼓舞下架起一座通往幸福的大桥——历经数十年的努力，下党乡终于实现了从一个贫困落后地区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蜕变。歌剧的创作是基于当年习近平同志“三进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演绎出来的真实故事；同时，这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原创歌剧，独具新时代创作特征。笔者从该剧的音乐创作方面谈几点体会。
先谈中国歌剧的音乐风格问题。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中国歌剧使用民族音乐素材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事实上，采用民族民间音乐材料也最容易“接地气”，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所以，从民歌说唱、地方语音声调、民间声乐、器乐音色中汲取营养，以及从成套戏曲板式唱腔中借鉴组织结构等思路，都成为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重要法宝。但即便如此，创作水平的优劣还是有很大差异，有些作曲家满足于将歌剧音乐包装成“土特产品”，有的作曲家则更希望赋予它们真正的新时代精神和专业作曲家个性化的戏剧音乐气质。章绍同是奔着后一个方向去的，因此，他的音乐比较“有嚼头”。
第一，歌剧《鸾峰桥》由四幕八场组成。它需要有统一的底色铺垫，即表现“一方水土”。从“底色”的选定与呈现、“底色”的贯彻，以及从“底色”到“前景”，作曲家选定了以福建闽东地区民歌综合印象而写的山歌风材料，点明了下党乡山清水秀的基本特征。在第三幕中，该音乐材料再次以“场景音乐”的方式出现。第四幕第二场的终曲中，山歌风材料从乐队起始到合唱声部的进入与发挥，动力性越来越强，色彩也愈加丰富，给人以展望未来、气象万千的联想。因此，可以认为该歌剧的宏观色调布局是统一而有层次的。
第二，要学会“物尽其用”，也就是说，“一方水土”与“一方人”要发生联系才好。如在第一幕第二场的《弱鸟先飞》，该段落内容是下党人民在党委书记大周的说服动员下，众志成城，决心打造一座通向幸福生活的大桥的热烈场面。6/8拍的合唱音乐段落情绪激昂，节奏铿锵，乍一看去，这种带有群体劳动号子的音乐形象与前面序曲舒缓的山歌风体裁音乐并不相干，但其中的二度音程上下、四五度音程跳进伴着逆分性节奏等音乐素材，均与前面的山歌保持着最直接的联系。只是体裁变了，音乐的形象也随之焕然一新，而作为闽东山区音乐的“地方口音”，它们还依然鲜明统一。
除此而外，在第四幕第二场《路通了，灯亮了》，作曲家还将原始材料变成了欢乐的民间锣鼓吹打与合唱相结合的新形式。合唱的和声色彩也模拟了锣鼓音色的变换，从而使乐曲呈现的热烈程度更胜一筹。此处的音乐更像是原山歌风主题的“紧缩”变奏版，不仅如此，这一锣鼓喧天的合唱段落又与此后出现的抒情唱段形成了很好的对比和“紧拉慢唱”的律动关系。
中国歌剧音乐的创作不能仅满足于好听的歌谣性叙事，而要更多研究戏剧人物如何在戏剧情节的推进中，让角色的音乐形象令人信服地在观众的心目中矗立起来。如歌剧《鸾峰桥》第一幕第二场，乡党委书记大周在鸾峰桥头召集村民开会的音乐，标题《弱鸟先飞》，就是在写“开会”。由大周（下党乡党委书记，男中音）、王二林（下党乡年青村民，男高音）领唱和村民合唱共同结构而成，篇幅长达225小节。词曲作者将大周这位新到任的党委书记（同时也是被当地民众称为“保长”的外来人）放到下党民众中，通过与民众的几次“互动”来进行戏剧性的人物刻画，让我们认识了大周和他要承受的担当；看到了下党民众视野的封闭、生活的贫困，以及因长期贫困而带来的疲惫、寄望政府救济等消极心理；更看到了在大周的说服教育下，下党村民精神面貌所出现的根本性改变。音乐结构紧凑合理，层次分明，满足了当今音乐爱好者对歌剧艺术戏剧性与生活化的双重需求。
戏剧音乐的创作，需要会用加法，也要会用减法。拥有那么大的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伍，不敢发挥固然不好，但有时一个轻声的处理，也有可能在巨大的反差中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鸾峰桥》第四幕第二场的《山洪来了》，一方面是借助于老王（男低音）、翠红（王二林妻，女高音）、王二林（男高音）、大周（男中音）、陈丹（大周妻，女高音）的对唱、重唱、领唱以及村民的合唱，演绎山洪暴发、干部带领民众抢险的惊险故事，另一方面管弦乐队的戏剧性渲染也产生了空前的爆发性威力，这就是各种戏剧性手法叠加产生的重要合力。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情节是大周为救王二林的孩子被洪水冲走，这使大周和孩子的生死成为悬念。转场后，黑暗的舞台上传来了大周的声音，他正在用福建方言念着闽东地区的童谣。此时的背景音乐，只用了少许几件色彩乐器在轻声演奏，发出晶莹剔透的音响；舞台光起，人们看到的是洪水褪去后的村庄：大周正靠着一棵大树，悠闲地逗着孩子在唱儿歌，经历过这场浩劫，大周的沉着淡定和举重若轻，更加令人动容。
这部歌剧突破了过去中国歌剧主要借助以戏曲板式唱腔组织结构大套音乐的常规思路，探索出另外一些可供戏剧音乐发展的新途径、新办法，特别难能可贵。如果每一位作曲家在中国歌剧的音乐创作中都能有点新的想法和做法，那我们就有可能“集腋成裘”，为我国歌剧的创新发展积累更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