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希安先生的长篇小说《黄金团》以深厚的感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树碑立传。作品瞄准的是基建工程兵所属的黄金部队，这支部队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但他们为山东三山岛海底金矿建设所做的贡献依然彪炳史册。
小说起笔从1982年“百万大裁军”的历史巨变开始，着力描写的则是黄金部队的一个团，集中于建设一线的第十一连。变局之大与切入之小，犹如巨浪翻腾的大海与一叶扁舟，悲壮中预示着别样的冲突。
冲突既是小说的结构原型，又是小说前行、人物命运变迁的动能。深谙长篇小说之道的樊希安先生，对于《黄金团》的结构和冲突有着深入的思考，冲突甚至成为他创作之初的“难题”。一方面是为老部队立传的宏愿、铁马冰河的青春记忆、尺牍日记中的真实影像，另一方面则是小说这种技艺必有的、个性化的心灵秘密和命运变迁；更重要的是，这支伟大的部队因为肩负着国家的战略任务而神秘无名……作为小说的《黄金团》一旦出发于“立传”的朴素执念，美好而先天的桎梏或局限便横亘在作者面前。小说《后记》中，作者的强调显现出复杂的心情，本书“是根据真实历史背景、真实存在部队、真实施工工程进行创作的……在引述历史事实时，使用的是真实历史事件、真实人物姓名，具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五个真实”既是一位“老兵”隔着漫漫岁月对部队、对战友、对整个青春岁月的虔敬，又是对树碑立传的谨慎和郑重。
创作之初的艰难，让《黄金团》放弃了一般小说的“软性”情感，反倒为作者迎来了另一种回旋：以硬核冲突来表现这支部队在历史巨变中所经受的考验。“王永学站在三山岛眺望大海，从小山包上望去，碧海蓝天，烟波浩渺，帆船点点……一周前，他和他的连队还在甘肃镜铁山，面对的是荒山大漠……更难以置信的是身份的变化和自己职务的变动。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快，就像在梦境一般。”小说极具画面感的开篇，把一个人静止眺望的影像和时间、空间以及身份“梦境一般”的“变化”在对比中凸显出来，衬托于表面祥和却暗流涌动的大海，寓惊雷于无言！小说的叙述由此拉开了自身的波澜。
波澜之一是“裁撤待定”与军事任务之间的冲突。小说特意写出王永学抵达三山岛的时间，“昨天下午，准确地说是1982年的10月31日下午”，王永学带着他的连队千里转战，从沙漠来到了海边，由之前的冶金兵变成黄金兵；而更大的变化在于，就在他们奔赴新战场、执行新任务之前的两个月前（1982年8月1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已经做出了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由即将被裁的队伍来执行新的艰巨任务，还关涉国家的战略使命，将士们会有怎样的反应？使命是否会因此衰变？电影《集结号》同样是后来者对战场的重述，却以人性的名义质疑战场命令的荒谬；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欧文·斯通的《梵高传》，让梵高在孤独中锐敏地发现了跳跃的色彩和倾斜的天空。中西方的作品针对这一冲突都有似曾相识又震撼心灵的叙述。《黄金团》的选择，却充满军人最纯正的秉性、威严和忠诚。作者没有耍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人性惨象，反倒将裁撤的“威胁”暂时止于故事的背景，小说沿着《黄金团》朴素的战友琐事一路前行，又如一首战地老歌，清晰地告诉你：这是有着优良传统的中国军队，这是王永学、牛幸娃等一批从农村、从战争中走出来，有着“金子般品质”的军人；他们“带裁”而行，始终保持军人对命令和任务的忠诚。
与此同时，作者也不回避“裁撤待定”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渗透。持不同意见者为个人私利向总部举报，引来“老八路”出身的初副政委带人来实地调查……此时，小说转而以初副政委的调查视角，逐一敞开了十一团从政委、团长到普通士兵的内心所想和精神世界，也向读者鲜活叙写了建设海底矿山枯燥的技术性工作。《黄金团》置入的这次“举报风波”既是小说主要矛盾冲突的具体展开，又为这支部队后来保留、转隶警察部队的历史真实奠定了内涵丰富的现实基础。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曲折性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波澜之二是军地融合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军民融合”作为当今协调发展的方式已不陌生，《黄金团》在这方面的落笔倒是体现出以古喻今的探索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春风吹大地。围绕三山岛金矿建设，部队之外还存在着利益攸关的民营性质的浙江小分队、三山岛地方企业、在地群众各方，性质、人员构成、目标诉求、团队文化各自不同不乏冲突。作为民企的浙江小分队只是配合性建设，员工却凭高收入的优越感对战士们讥讽和戏弄。战士们视执行军事任务为天职，但确实缺乏足够的技能，又薪资低微无法对故乡的父母给予物质的帮助。《黄金团》直面生活交出的尴尬和矛盾，以开展军地、军企、军民“四方共建”的方式将紧张的关系甚至“械斗”化解于无形，同时又为部队引入了改革的新风：实施战士技能培训、责任承包奖励等创新性制度。延宕一笔去，当黄金部队后来转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地方企业时，《黄金团》来自部队转隶之初的描述，已为后来设下了生活的依据和逻辑的起点。
波澜之三是个人家事和战友情感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上述冲突相对属于暗线，作为明线的这条个人升迁、爱情纠葛，则倾尽了作者青春时代的诸般记忆和历久弥新的深厚情感。团参谋长牛幸娃忠诚尽责又因膝下无子荒腔走板，连长王好善待战士又几乎让自己成为连队的大厨，申力明数次栽赃陷害又能痛改前非，杨玉洁这位有新思想的女性让连队主官阎芳州、王玉波为爱情“竞争上岗”，慕古秀和苏明远两个志愿兵代理副连长相互谦让提干指标却差点弄巧成拙……一件件难解难分的“小争斗”像一幅幅风俗画让军营的生态跃然纸上。小说同样不避讳军人作风中存在的弊端，如对经验主义的固守信奉，明明有现代设备却仍然肩扛背挑走老路；又如对知识分子现代管理的忽视。《黄金团》借助对战友间情感纠葛和初副政委两次深入调研的叙述，让人物性格的多面性、部队管理和分配改革，以及干部提拔、后备人才培养等逐一呈现；它们既是铺排小说这片大海的浪花和涟漪，又是一支部队从战争到和平、从军队到地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记录……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小说纷繁芜杂的“小冲突”中，属于军人气质的一往无前、勇猛果敢以及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始终亮如灯盏，为故事的冲突设出解决的界限，让人物的境界和与小说的格调灿烂如阳。
军旅生涯是樊希安先生的青春过往，他职业生涯的焦点其实是文化出版，一个人所共知的“看稿人”。近年来他从看稿到写稿、从编辑到作家，“扑身水里游一遭”，恐怕非有坚定的意志、强烈的愿望不能为。而《黄金团》则给出另一个答案：青春记忆和深厚情感让他当行，唱响永不褪色的军人长歌，方显他这名老兵的本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