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天地出版社出版的谭楷先生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是近期阅读中最令我感佩的一部书。

这部书讲述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伊莎白·柯鲁克出生于中国成都，在加拿大求学后又回到中国。她在多次个人选择中都选择了中国，一生热爱中国并将自己的知识和爱交付于中国人民。这部书写出了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史和中国近现代民族史的交互性，个人史、家族史和民族史相互交织，宏大而生动，鲜活而蓬勃。更让人感佩的是它的叙述，朴素而细微，好像在讲述一个平常但绝不平凡的故事。它娓娓道来的语调令人愉悦平静。

近现代这100年的历史之于中国的意义是不寻常的，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中国在这100年的变化太大了，这毋庸多言，同样，伊莎白今年107岁，100多年来她多在中国度过，这就注定了其经历的不平凡。作为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样也是它的书写者和记录者，伊莎白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见证了70多年来新中国的发展。

这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从彝族村子到藏羌山寨，从成都的华西坝到重庆的兴隆场，再到河北的十里店，从父辈的华西协合大学到中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直到2019年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友谊勋章，她的人生经历与生命里程是非凡的。全书使用散文化的笔法，借细节揭示这种非凡性，作者的书写极为节制，比如，写1949年10月天安门广场上，伊莎白和柯鲁克收到邀请参加开国大典，伊莎白刚刚做了母亲，她在观礼间歇还惦记着儿子，穿过东长安街到中央外事学校临时住所东交民巷去给孩子喂奶，作为母亲的那样一种责任，揭示了她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品质；同时，作者还写到，她和她先生——同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柯鲁克先生一直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他们深深地记住“人民”二字，并将自己的学识和情感献给中国人民，他们对乡村里贫困的农民如此，对大学学院里的好学上进的学生也是如此，“人民”是一个核心，是她的爱的起点，是她对中国发自内心热爱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说，伊莎白的爱是以此为出发点，当然也是归宿。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本书大量笔墨记述的她不计艰苦奔赴西南村镇做人类学调研的细节并为之感动的原因。如果不是对这片土地的人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她是不会做到这些的。当然这种爱决定了她在数次人生抉择时都选择了中国，留在中国，融入中国，她爱这里的人民，她要为这里的人民服务，这部书以大量细节揭示了这一点。

第二点，这部书写出了一位女性纯洁、坚毅的灵魂，和她对这一世界的基本认知与最高信仰。当然，我们从书中看到了中加友谊、友谊勋章、最高荣誉、杰出贡献、“新中国英语教育的拓荒者”、“为新中国诞生奋斗的一代国际友人”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尊重、值得尊敬、值得敬仰的。而这部书的最可珍贵之处还在于写出了一个1915年12月15日出生于成都四圣祠北街的加拿大裔女孩子的成长，以及成长中美丽的灵魂。我举书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年轻时奔赴中国西南部乡村，立志做一个人类学者而去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不过二十岁出头，当然在那个村庄里，吃玉米耙耙、荞麦面、荞麦糊糊、酸菜面、烤土豆等等生活的情景都是我们可以想见的，也是一个立志人类学研究的人的日常，但是她要从成都给八什闹买纺车，我们在书中第82页看到了1939年时年24岁的伊莎白，照片上她背着纺车坐溜索过岷江，她的身下就是波涛汹涌的岷江，但是她在跨越岷江的溜索上背着纺车，却在哈哈大笑，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她已然超出了一个人类学者所应做的，人类学者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访谈者、考察者、勘探者，而她不同，除了这些责任外，她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怀揣理想主义精神的她，身居困难、艰辛、贫穷之地，仍能这样乐观，仍能露出这般笑容，这恰是信仰的力量。信仰者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她信仰这个世界是好的，信仰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它写出了一个人的信仰，而这信仰是基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这一世界的基本认知。所以说，我讲第一点作者写出了“人民”在伊莎白心中的位置，第二点作者写出了一个人的信仰，以及这个信仰在伊莎白精神中的位置。对世界能够变得更好的信仰，确实贯穿了伊莎白的一生。

第三，这部书写出了我们此前不曾认识到的——一位女性学者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伊莎白是儿童心理学专业出身，也曾受过社会人类学方面的教育，而在20世纪40年代，她也曾介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个时代，她不仅和同时代的中外人类学者、社会学家有过学术或生活上的交集，她研究早期的根须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乡村大地的，这使她获得了对这一学科的不同于众的国际性视野，同时也使她在最基本点获得了这一学科所要求的第一手材料。她的著作《兴隆场——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基于一个学者的认真严谨，她后来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书写和修改，出版了《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当然，这部作品是她与另一位学者合著。她和她的先生柯鲁克共同写作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82年中文版出版。这些都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具有人类学研究价值的著作。

这就是我要在此一再强调的这部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我认为它写出了伊莎白革命者的一生，教育家的一生，同时也写出了伊莎白作为学者、研究者的一生，这是传奇的一生，也是脚踏实地的一生，是一个“勘探者”的一生，是对人类行为方式、心灵价值取向好奇而又负责任的学者的一生。

伊莎白女士的革命性和教育家身份，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层面的，是可见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书写中可以想见的。但是这部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不应忽略，就是它揭示了伊莎白作为人类学学者的贡献，这个“学术的一生”是在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层面所凸显的光环下极易被忽略掉的，所以，作家谭楷很了不起，他抓住了传主的灵魂部分。传主这一部分的贡献之揭示，往往在大历史的动移中是“不可见”“不能想见”的那一部分，这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传主作为人类之一分子，作为对人类的进步负有责任的人类学者的一分子，作为深深热爱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用一生爱中国”的人中的一分子，这个学术的贡献不能被忽略和屏蔽。也就是说，伊莎白身上的确承载了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史，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与一个民族的发展史相互交叠和融汇，是她的经历与贡献所致，但是她的经历和贡献最重要的方面还有她生命中落笔的部分，之于中国南方重庆璧山“兴隆场”的乡村研究，之于北方河北“十里店”的乡村研究，这些中国乡村的调查及研究，由于年代的原因已经不可复制，但它们会在时间中长久留存，供我们阅读并了解。我的另一收获，就是要去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找来对于“兴隆场”与“十里店”的历史录记的著作来读。我相信，这些基于爱的关注所写作的文字，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