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的中篇小说集《梅花煞》是他近期写作的一次醒目展示，也只是其海量作品的冰山一角。《梅花煞》包括六部中篇，背景横跨大半个世纪，涉及天津文化与市井民生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些小说描摹个体生命的悲欢沉浮，把碎片式日常细节整合为具有人文价值的叙事经纬，以此洞视各色人等的灵魂奥秘。王松深入民间，打捞历史，为小说文本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酷烈却精致，野性兼优雅，剑走偏锋却不失智慧通透的叙事风格。
小说《梅花煞》以回溯的视角聚焦于昔日曲坛的众生相，梳理当年枝枝蔓蔓、影影绰绰的模糊往事，让历史真相变得清晰起来。动荡年代，老艺人郝连瑞写信揭发另一位老艺人白燕升曾有汉奸嫌疑，后不了了之。小字辈叶汶意外发现了这些陈年旧事，不免好奇，为了解真相，他开始暗自查访。叶汶的查访并不顺利。仅有的几位健在者多已年迈体衰，对当年白燕升并无非议，却说不出更多事实，即使是叶汶家里的知情老人也总是语焉不详。最终，叶汶了解到，白燕升并非揭发者所说的那样，他多次拒绝日本人“红帽衙门”的拉拢，一次次躲避怀有目的的日本女人，最终仍为日本人唱了三天，忍受如此屈辱，也是万般无奈。后来他偷偷花钱，在《庸报》上登了一个自己溺水身亡的消息，意在彻底消失，离开此类纠缠，却未果，后来莫名失踪。关于这位著名鼓曲艺人的传说坊间有多种版本，一直是个悬案，清白做人没有争议，只是命运多舛，以“煞”了结。
《梨花楼》中的梨花楼不是戏楼，不是酒楼，而是只有一层房间的普通茶馆，天津叫茶园。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来茶园的常客多为养虫儿养鸟的，有的性格不合，相互看不上眼；有的人品不正，旁人尽量躲着。还有贪小便宜的、嘴没把门的、嗜赌成性的，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属于社会的寻常一景。这里不见刀光剑影、深仇大恨，琐碎的日子波澜不惊却见微知著，让人从中体会到了空茫、怅然。至此，王松决不饶舌，梨花楼门上挂了一把大铜锁，结束了故事。岁月的滋味浸润着小说肌理，渗透于叙述话语的毛细血管，也蔓延在读者内心。
王松的写作一般不大注重所谓“形而上”意义，他更注重叙述的密度要大于故事的密度。这里的关键词，就是准确。在王松看来，对于小说，准确既不是单纯的建筑材料，也不是技术性的建筑手段，而是关乎建筑本身的成色和质地。叙述准确为王松带来了一种强大、从容和自信。王松准确规定了小说的速度，这就需要挤干语言水分，力图轻装简从、直击要害，“小说的速度应该是被作家的叙述语言控制的，一旦发动起这个速度，也就容不得再有半点语言杂质，否则就会增加叙述的摩擦力”。由此，小说的语感、语境也会内含玄机，充满张力。
《王三奶奶考》写的是地道的津人津事，却意在当下与历史的对接，折射市场经济年代中的一种诡异现象与精神畸变。小说“考证”王三奶奶的身世之谜与死亡之因，几近不厌其烦，却有深意在焉。关于王三奶奶的传说，坊间有许多不同版本，但小说只写了“考证”，而不负责评价。吴珂在考证过程中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不是王三奶奶不简单，而是黄乙清的动机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单纯，他的“饮水思源”和“寻根”是有利益驱动的。吴珂意识到，王三奶奶只是黄乙清现代经营模式的一个金字招牌，他利用信众的虔诚与无知诱导消费，以各种堂而皇之、美丽诱人的名目谋求私利。吴珂痛苦的是，自己无意中为黄乙清提供了论据，那一刻，他觉得被羞辱的不是自己，而是“俗神”王三奶奶。小说由此折射出了当今社会的一种见惯不怪的现象。
王松讲老天津人的故事，很在意其文化和性格的元素。他坦言，自己虽然祖籍不是天津，但很“喜欢”乃至“热爱”这座城市，它“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自于自身”，“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支撑起来的”。王松的小说叙事借鉴了一些曲艺元素，他喜欢相声，多次谈到“万相归春”的话题，相信世间万物皆可“入活儿”，并认为天津相声是天津人性格和城市“杂色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一朵文化奇葩。
《春景》中的朱胖子就是在茶园里说相声的，因一次表演中走神儿接错了词，被观众叫着倒好轰下场，搞得一同表演的师父罗鼓点很没面子。朱胖子走神儿与坐在场下的唐先生有关。朱胖子是一个有主见的男人，挺着师父、护着师弟，他喜欢唱京韵大鼓的小桃红却不穷追猛打，而是默默关怀，处处呵护。最后，朱胖子终于明白小桃红喜欢的是唐先生，点头称是，默默离开。如此通透性格和处事方式，也是天津文化涵养的结果。《春景》借鉴了传统相声艺术手法，铺平垫稳，针脚绵密，一旦“包袱儿”抖响，戛然而止，不再多言。进入小说叙述，王松不是没有立场和思想，但他的意图表达是隐蔽的、内敛的、留白的，充满暗示，诱人想象。
《一溜儿堂》中，刘福有给自己经营的棺材铺取名“一溜儿堂”，也随之叫刘一溜儿。其实，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只有十几岁的粑粑三儿，这个男孩虽未成年，却看过并经历了太多与死亡相关的场面。他爹是棺材铺的苦木匠，人称吃阴阳饭的，意外身亡后，粑粑三儿不得不开始直面生计问题，他不打算子承父业再干这行，打算跟施杏雨学医卖药而不成，又想跟郭瞎子学针灸，郭瞎子却不见了。经过剧烈的内心挣扎，为了活下去，只得跟着表哥崔大梨、崔二梨冒险，扒掉阵亡士兵军装，再把血迹斑斑的军装洗一洗，一条龙成批倒卖出去。这营生景象血腥，险象环生，每次都是连滚带爬地离开现场。一次遇到围堵，粑粑三儿亲眼看到崔二梨怎样被一阵乱枪打死，受到极大惊吓的粑粑三儿意外得知，刘一溜儿居然是收军装的下家，更没想到的是，精明如刘一溜儿者竟会因此而丧命，同样没想到的是，那个失踪的郭瞎子摇身一变成了“一溜儿堂”的主人，只不过此处改为针灸馆。故事的反转，为血色的“一溜儿堂”涂抹了戏剧性油彩。王松善于把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具化为一种斗智斗狠的胶着状态，叙事中常于不动声色中暗含“杀机”。那里面枝杈纵横、悬疑密布，充满了蓄谋已久的紧张和隐患，相互较劲，彼此消长，放大或显微人的精神断面受到的冲击和应激反应。
王松一直注重小说的好读指数，为解决“怎么写”绞尽脑汁。他的小说从来不缺少故事性，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讲故事固然是小说家的天职，但谁在讲故事、以怎样的方式和腔调讲故事，这里面很有讲究。王松的小说故事是一种被充分叙述过却不含水分的故事，他深感“找一个好的表述方式比找一个好的故事更难”。高明的小说家只负责提供好读的叙述，而优秀的文本往往是大于作家的。王松用小说打造一面独有的镜子，用来照出人的真实面目，这面镜子既映现出“应然世界”，也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叙事的逻辑、小说的逻辑、文学的逻辑，把蹊跷事写出合理性，让不可能变得可信，这也正是其“万花筒叙事”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