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海外华语小说年选系列”。这一系列由作家夏商操刀，在博览海外华语年度新作的基础上，尽可能涵盖海外华语小说优秀作品。“年选”侧重作品，以北美为重镇，兼及日华、欧华、马华小说家，既有名家也有新秀。2021年选小说中有一些直面疫情对我们生活的改变与影响，有一些并没有和疫情直接相关，但是都关注到了个体的精神与情感，也体现出这个时代“向内转”的一种情绪主流。
近几年全球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危机时刻的现代社会，个体的精神和意志进一步凸显，每个人的自我更被关注到、感受到、体验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染的社会，是因为社会的密度增加，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瞬间即可感染的社会。”春树《覆盖孤独》聚焦于疫情中因婚姻不幸独自带小孩的妈妈的平淡日常，她是北京人，现在居住在柏林，靠写作为生。虽然有郑志这样的网友陪伴她密集地聊天，但是两人身份差异巨大，三观不合，并不能真正满足她的精神需求。疫情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了，每个人都仿佛被困住。她终于离婚，也终于和郑志在一起，但并没有快乐，只有茫然。黑孩的《酒会》从疫情开始后写起，“我”一次电车没坐过，一个朋友没见过，这仿佛是全人类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且还没有完。在一次酒会上，不期而遇龙哥、才哥、美姐姐这些经历过人生风雨的人。参加聚会的前一天，“我”刚刚写完一篇以他弟弟和当年跟他弟弟私奔的女人小百合为人物的作品，聚会中就和小说中的人物相遇，小说与现实绵密地交织在一起。贺淑芳的《孤独的叔叔》中，叔叔患有麻风病，他困在自己的病中，无法走出，但是他的内心充满对外界的向往，却只能在家等待别人与他的相遇。由于叔叔的麻风病，叔叔和照顾他的亲人都被村人嫌弃和戒备。就像疫情期间被隔绝的人心，小说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
疫情中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生活在一种命运共同体中，必须相互帮扶，相互依赖，才能走过漫漫长夜。山眼的《隔离》描写了一个家庭两代人的生活。父母居住在温哥华，女儿和恋人在纽约。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发生改变，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正如小说中所言：“以前的思虑只是路上让人心烦的杂草，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是压根没有路的幽黑丛林。”“世界停止了。不是，不是停止，而是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匍匐前进。会议室的嘈杂、虚假的礼貌、办公室政治被病毒的炮火轰击消失不见了；生活的光滑、各个流程间切换的自如也消失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硬得像花岗岩。”艾林居住在曼哈顿西区89街的一座老式公寓，她的恋人安东尼是墨西哥移民，此时正陷入医院急救的忙乱中。昔日喧嚣浮华的纽约如今空无一人，如同一个失去生机的垂老之人。由于疫情，公司倒闭，艾林失去了建筑师的工作。但她依然乐观、自信、坚强，她签署了疫苗人体实验的同意书，想为疫情做点什么。在救助生命的过程中艾林和男朋友安东尼为群体利益而体现出的精神和情感，体现出了灵魂之善，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所在。
年选中的作品还有很多并不是以疫情为背景，但都是直面这个时代的病症。陈河的很多小说都聚焦于海外孤独的“零余者”形象，此次入选的《涂鸦》则回到了他的家乡温州，讲述了一个温州的“零余者”李秀成的个体生存困境。同时，这又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以一己之力不断抗争，为自己寻求生存空间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李凤群《礼拜二午睡时刻》采用意识流技巧，通过潜意识的流动显影出来一个女子的命运故事。小说聚焦在礼拜二这天的午睡时刻，半睡半醒之间，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命运所束缚，而前路漫漫，去向何方，没有人知道。海外华文写作中作家的“在地性”值得关注，很多海外华文作家受到居留国的文学氛围影响，写作会带有较强的在地色彩。《劳裟的清晨和乌鸦》作者春马是一位“90后”写作者，但他的文笔却非常老到，且颇有日本私小说的味道，探讨了关于告密、欺骗的道德伦理问题。唐简的《潜流》也是聚焦“向内转”的心理困局，小说用了潜意识的手法，描写郭明一直觉得母亲的死与自己有关。他在母亲去世问题上的道德自我审判导致了他的精神问题，长期失眠，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中，容易暴怒。心理医生告诉他，母亲的死和他没有关系。这种心理上的剥离和成长有剧痛，却能够真正将他从有罪推论和自我谴责中拉回，移除他心中的巨石。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流通性，“例外”状态下全世界从流通转为封闭，在文学的地理想象中，新移民们在空间的移动中成长，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一些作品并非直接写疫情，但是在隔绝状态下看这些流动的命运故事，又别有一番况味。凌岚的《四分之一英里》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移民的身世之感，故事由两条线索组成，一个是法拉盛的街头站街女刘扬，一个是出生在南方小城的一个遭到嫉妒中伤而移民的作家。这两段故事并作一个，犹如两股绳拧作一股，实际上作者在借刘扬的命运写自己的命运，也写这个移民群体颠沛流离的命运。张惠雯的《临渊》也是两个相互交织的故事。两个人在钓鱼的时候相遇，一个虚构了自己的恋爱故事，一个讲述了真实的故事，仿佛他的女儿还活着。那个真实的死者的故事，和“我”虚构的故事，形成了一种跨界的流动感，在想象与现实的交错中形成两种空间的并置，也形成了对个人记忆的重塑，对过去与现在的身份反思。陆蔚青《去国》也是一个移民的故事。海外华人的跨国出走，必然会携带自己母国的文化记忆，也必然会遭遇到移入国的文化碰撞，产生价值观的转型和生存状态的重塑。莫丽珠出国前买了一件薄呢大衣，作为出国的战袍，而这件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大衣在出国之后的生活中却从没有机会穿上身，这件大衣是一个隐喻，暗示着国人对海外想象的虚幻与落空。应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中艾美和亚当的一夜情故事看似美好，结局却是以一地鸡毛告终。圣诞夜美丽的圣诞树也变成了生活里难以处置的垃圾，如同这场不堪的小插曲。但是，这个小插曲已经不再具有族裔的特色，而是完全可以将其看作一个都市男女的轻喜剧。唐颖的《咖喱妹妹》中的咖喱妹妹活得坚忍不拔，也活得率性张扬。如果说咖喱妹妹最初的移民还是有着对西方生活的向往，是一种困境下的奔赴，那么在出国之后，她所有的选择都具有自己的主体性，是真正的张扬个性，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故乡。
疫情时代，大数据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是由其背后的人操控的，技术问题其实也是人类问题。技术是否有一天会超越人类的掌控，会掠夺人类的自由，这带来新的伦理困境，也是很多作家开始思考的问题。《钩蛇与鹿》是一个关于权力与自由，控制与反抗的寓言小说。这种生命的威胁来自虚拟的基列卫生部的一个压制自由的行为。2057年，数以万计体检达标的正常人，被基列卫生部以“体内含有辐射物质”为名，送进了康复医院。阿南和安就被关在这个康复医院里，一种叫“日程管理”的芯片料理着他们的住院生活。安不堪折磨自杀，在对安的思念中，阿南遇到了鹿，鹿是他们相遇的光，也是他们对自由强烈向往的一种隐喻。面对灾难，重建的核心也在于自由意志，战胜疫情，战胜灾难，更需要自我的重建。当日常生活中自由的需求浮出水面时，《钩蛇与鹿》以自然界两种生物对禁锢与自由的隐喻，象征着这个时代的群体恐惧，也是文学对社会的介入与反思。冰河《亚得里亚的墓碑》指向的则是对智能时代人类命运的思考。《亚得里亚的墓碑》是一部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小说，作者伊娃美得浑然天成，近三年出版的几本小说虽并未畅销，却在全球文学界引起了巨震，原来这个完美的女子伊娃是个机器人，Aiman（人工智能机器人），真实的伊娃只是来自爱沙尼亚的一名妓女，写一篇日记都很困难，人工智能替她创作了小说，突破了奇点，但人类还一无所知。甚至人工智能创作了未来30年的作品，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太阳系的文明。智能生命不但超越了人类，还要改造人类。这篇作品是典型的软科幻写作，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文学永远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希望是对未来进行构想的一种方式：一种贯穿我们生活又激励我们去生活的前瞻性美德”。不管是人机对抗，还是后人类时代主体的多元性，人类对于科技发展的推演和想象，根本上都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深情，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懈努力。
百川归海，一切过往都汇入当下。疫情呼唤着文学的表达和哲学的思考。这次疫情也真正让我们认识到“想象的共同体”不仅仅存在于媒体想象之中，更是实实在在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疫情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有可能是幽微绵长、隐而不显的，就像本文中列举的小说一样，疫情可能并不是主角，只是背景，甚至是一个遥远的影子，但是那种创伤记忆可能会悠久不绝。疫情时代，流动的生活被切断，现实的个体被数字化，但是日常生活和个体的喜怒哀乐还是会从隔绝的空间中溢出，体现出生命的脆弱感与丰富性，为我们提供道德思考和对抗疫情的勇气，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