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涉及到近现代时期的具体议题，很少有人再用“国民性”作为认知框架去谈论文学及文学人物。与“民族性”之类词语一样，“国民性”因为过于宏大而失去了具体的指涉，或者说，当我们用此类概念去剖析具体某个人物及其行为表现的时候，很容易以偏概全或者流于浮泛。但是，当我读到凡一平和红日这两位广西作家的短篇小说的时候，这个词语居然情不自禁地从脑海深处升腾起来。

凡一平的小说《公粮》（《中国作家》2021年第3期），篇幅只有6000余字，讲述的是山谷中的农民顶牛爷收玉米交公粮的故事。在极精简的文字中，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顶牛爷收玉米的场景：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将遭受暴雨打击的玉米株扶起，仔细地掰下玉米棒；又怎么样谨慎地剥去苞叶，褪下玉米粒；然后在阳光下进行反复翻晒，并且时刻提防着可能到来的雨水；最后还要筛选出晒干的玉米粒中的瘪粒，留下饱满匀称的颗粒。这个孤独的86岁老人为了做这些，几乎废寝忘食，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交出上好的公粮。但是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当顶牛爷费尽心力带着收好的公粮划船逆流而上，再挑到乡粮所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国家出台政策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此不用交公粮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在叙事上极为娴熟的小说，倒不是说技巧多么复杂，而是作者很聪明地将一件平常之事戏剧化了。在全文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通过浓墨重彩的细节和动作积蓄心理能量，然后笔锋陡转，让期待落空，从而让读者产生难以释怀又忍不住咂摸的余味。凡一平本是以叙述著称的小说家，这篇却主要在进行描写。描写让这篇情节极为简单的小说具备了一种尺幅兴波的力量——故事被放逐，凸显出来的是人物的心理张力，顶牛爷的形象在细致的心理和行动中跃然纸面。这是一个质朴而憨厚的山民，当最终明白了自己不用再交公粮时，“他低着头，看着不再是公粮而是属于自己的粮食，既高兴又难为情，像看着一条独自捞到的无人分享的大鱼”。

再看红日的《码头》（《民族文学》2019年第11期）。这篇小说也只有一万字，但是因为密匝的叙述，反而形成了繁复的风格。与山民顶牛爷不同，小说的主人公老麻在水上讨生活，是一条河流上自然形成的码头的摆渡人。因为渡口的重要性，他也就具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权力，任何一个想要过河的人都要遵从他的忌讳与规矩，即不能说“开船”或者“开快一点”，因为在他所理解的方言系统里，这些话都变成了对他的讽刺。事实上，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规矩，但渡河的人也不得不屈就他那点无伤大雅的自尊心。这种彼此默契的情形在某一天被新上任的乡长“眼镜”改变，不明就里的乡长大喊“开船”，惹恼了老麻，他拒绝摆渡。但很快在他的渡口上方就开始修建铁索桥，老麻视之为乡长在跟自己较劲，却也无力阻挡。通桥后，老麻的摆渡生涯自然走到了终结，尽管后来发生了铁索桥倾斜事故，也没能改变渡船没有生意的现实，原来不仅头上修了桥，远处还通了柏油路。小说也有个欧·亨利式的结尾，一直对乡长不尊重自己耿耿于怀的老麻，临终前才知道乡长其实用行动跟他道过歉。老麻去世许多年后，他的三子成为乡长，在修地方志时表明，原来当年的修桥铺路并不是针对老麻个人，甚至也不是“眼镜”主持的，那是县里统一安排的扶贫攻坚行动。

将这两篇小说并置在一起看，它们都涉及到国家惠农的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延伸到基层乡村底部时的农民迟缓反应。从小说的表层情节来看，都触及到了某种国民性因素。《公粮》中的顶牛爷一心扑在怎么样收取玉米上，他的心智似乎被需要缴纳的公粮禁锢住了，世间的一切变迁都被眼前的粮食遮挡在外，当他来到空空如也的粮所时依然对政策的变化一无所知。某种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说他具有一种令人心酸的愚呆。小说的结尾写到被惊人的消息击中的顶牛爷不知所措，站在粮所“像地里的一棵玉米”，仿佛正坐实了斯宾格勒的一个判断，那些与土地密切关联的农民如同植物一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难以移动。《码头》里的船夫老麻尽管不像山民顶牛爷一样默然承受一切，甚至有种河水所带来的内在狡黠，但是那种小聪明与计算完全沉溺在内心中，而对外部世界的变迁浑然不觉。他的码头早已失去效用，他对乡长的敌意转化成了对架桥铺路这些现代化举措的个人化猜疑，这让他显出某种令人可怜的滑稽。如果我们沿着批判“国民性”的思路去看，他们的身心都携带着不同程度的劣根性。

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无论是顶牛爷还是老麻，他们的真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农民的迟钝与麻木。情形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显示出了一种注目于自身劳动和由自主劳动所带来的自尊，这才是沉积在中国农民根性深处的特质。劳动，无论是收获粮食，还是摆渡行人，都能够让他们获得内在的尊严感和价值感。尽管由于视野的狭隘和信息的不对称，看上去他们呈现出后知后觉的面目，但那不是农民单方面的问题，那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外部社会冲击变化而归于无效时，所导致的自尊向自卑和自我怀疑的转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悲剧感和喜剧感产生的根源。正如小说未必需要进行社会分析，进而将农村税费改革与扶贫攻坚、建设新农村给予全景式的扫描，两位作者也无意进行全面的展开，而是通过一管窥豹的方式展现了乡村转型的心灵一角。这种心灵的一角是如此真切，以至于我们通过这一角就可以发现深植于中国农民文化根性深处的侧面，仅此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