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有的坚固都可能瞬间烟消云散，我们即便殚精竭虑，都未必能跟得上周遭世界的迅疾变化。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写作者要走进真实的异质生活，就不光要有对事物变化的认知，还要调动已有的精神资源，如实地看待出现在眼前的崭新世界，这才可能看到异质生活的真正特殊之处，如其所是地认识并融入其间。李约热的《八度屯》和《喜悦》、朱山坡的《萨赫勒荒原》，就是两种不同的走进真实异质生活的尝试。
2018年4月至2020年5月，李约热驻村扶贫，任第一书记。对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多年的李约热来说，这段生活完全可以说是异质的。《八度屯》中，李作家一到驻地，原先关于乡村的安恬想象就荡然无存，这个村子不光贫穷萧条，人们还喜欢闹事告状，弄得自己也举步维艰，“一个人进村，确实不方便，语言不通，狗又多”。驻村开始的时候，李作家对世间事已有些麻木，内心是封闭的，“他已不再关心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对别人的伤痛、衰败也熟视无睹，不再愤怒，也不再焦虑，心如死水”。
或许是心中还有一点不甘的火苗，因此才决定到八度屯，“李作家想一切清零，让乡间的人和事填满自己，之后呢，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肯定是对派驻任务了解得清楚，才对自己工作定位准确，“李作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最多能做一个‘减压阀’。只要不违反纪律，我尽量两边都说好话”。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李作家谨慎而坚韧地走进异质的生活，而这个异质生活，也在相应的拒绝试探之后，慢慢显露出自己的丰富形态。
这个丰富形态的呈现，得益于小说叙事的细细密密，由外及内。乍看起来，八度屯不过是诸多无声的村庄中的一个；稍微走得远一点，系统和表格无法传达的部分就扑面而来；再远一些，村庄深处的艰难和深沉就一点点清晰浮现。即便像八度屯这样喜欢闹事和告状的村子，更多的也是沉默，“除非死了人，要不然吃多大的苦大家都不会说出来”。他们经历了矿的开采和封闭，承受着由此而来的污染和疾病，面对着系统和表格可能的漏洞，维持着可能随时坍塌的生活，并尽力保持着应有的尊严：“这个村庄的每一家每一户，所有的苦难都自己消化。每个苦难都有来路和归途，像雨融于土地。”只有当生存之线有可能绷断的时候，他们才试着发出自己的声音。
或许就是这条隐藏在困苦表面之下的生存线，变成了李作家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让他小心翼翼地沿途追索，看到了乡村的衰败和衰败中的生机，也看到了作为完整的文化生态而不是单纯符号的复杂乡村——广阔处是从不歇绝的人事代谢，根深处是每代人都要面对的独特困局，人们在这里哭泣，也在这里欢欣。“要理解一条生命，你就必须吞下整个世界”，反过来，要吞下整个世界，就要理解每一条生命。《八度屯》里整个村庄的生老病死，《喜悦》中单独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人们的沉重叹息或开心大笑，都既是每个人的，也属于整个世界。要真正走进异质性的生活，从来就不该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而应是死心塌地地置身其中，跟其中的人休戚与共。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些，作为外来者的李作家就不再置身事外，看问题的角度渐渐由外在观察转向站在村民角度衡量，并因此逐步得到村民的信任，自己久已封闭的心扉也得以打开。这才有了《八度屯》结尾的话：“接下来的日子，我跟你们混。”
相比于李约热的从城市走进乡村，朱山坡小说里的人物步入的异质世界，文化差异更大。过去很多年，朱山坡一直在写他记忆中的南方小镇——蛋镇。近几年，他把视野投向非洲，写了数篇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主体的中短篇，在异质文化的巨大碰撞之中探究深处的人性。《萨赫勒荒原》就是其中的一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援非医生老郭因病去世，“我”提前出发去接替他的工作。司机萨哈开车接我，清晨从尼亚美出发，穿越萨赫勒荒原，天黑前抵达中国医疗队驻扎地津德尔。小说的主线，就是这次萨赫勒荒原上的行程，行程中的谈话和行程前后的各种细节，贯穿起医疗队的种种事迹和当地人的行为及他们的异质文化。
中国援非医疗队去非洲，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现代医学和现代价值观，甚至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效率和先进。援非医生中的老郭和“我”，当然也信任科学的力量，面对事情的选择，通常是理性的。在现代社会中，老郭和“我”这样的思考和选择方式，几乎习与性成，不小心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傲慢体。幸好，老郭在情感上有对这块援助土地的热情，让他的工作成果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
小说中的萨哈母亲还没有把现代理性和习传的认知区分开来。老郭治好了老人家的白内障，让她能够看到光明。萨哈母亲感念老郭的治疗，仿佛预感到老郭将有危险，认定是恶魔作祟：“十二天前的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老郭被七只萨赫勒荒原恶魔缠住了……萨赫勒荒原恶魔，专门对人世间最好的好人下手，死缠烂打，比毒蛇还恶毒，比鬣狗还可恨。”因此，她要“带老郭回我们的村子里做一场法事，替他驱魔。每个月的某一天，先人的魂灵都聚集在村子里，她要借助先人魂灵的力量才能将老郭身上的恶魔驱散”。工作繁忙加之对上述说法的怀疑，老郭没有跟老太太去她的村子，老太太离开不久，老郭就因劳累牺牲在手术台前。
萨哈母亲的说法，当然并不科学，老郭的死因是他罕见的心脏病。但通过老人家的话，我们能够意识到当地人对死亡的预感，以及他们对医疗队的深厚感情。更进一步，萨哈那些看起来不合常理的举动，比如不让“我”回去治疗他得了疟疾的儿子，阻拦“我”给儿子炼乳，其中也暗含着文化的选择：“你已经送给他一罐炼乳。这对其他人已经不公平。你看看这个大荒原，每一棵树、每一棵草，都忍受着饥渴，每年都要枯死一次。你拿着几瓶水去救活几棵草，但救活不了整个大荒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萨哈更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人群公平，离开这个公平，他替医疗队开车就失去了更大意义上的合理性。
经过具体事情的碰撞，“我”部分理解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看待问题的异质方式，约略读懂了不同文化孕育出来的善良和诚恳，也愿意把自己向这片土地敞开。这一切发生之后，虽然人们还是要回到平常的生活，但理解带来了精神世界一定程度的开放，文化和心理的交流就充分了一些，世界就多了点抵抗现实和精神灾难的力量。
每一块陌生的土地上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尝试着走进真实的异质生活，对外能看到丰富的世界，对内能打开封闭的心理，让人走向更深湛跟开阔的地方。这，是不是李约热和朱山坡小说所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