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半开玩笑半感叹地对我们说：“你们将来别干写作这行。写不出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写得兴奋了，还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总之就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父亲这句话，被当作笑料在文联大院里传了很久。

父亲是个认真的人。对待写作尤其认真。他写作有个特点，一旦构思基本完成，他就拿出稿纸，估计好字数，数出张数，然后把平时攒下的用过的牛皮纸信封拆开，给稿纸包个皮儿，用夹子夹好，像个稿纸本，这才开始动笔。我们一看到他书桌上摆着那特制的稿纸本，就知道他又在写作了。

父亲一旦投入创作，便全力以赴。1945年，他23岁，精力旺盛，和西戎合写《吕梁英雄传》，不舍昼夜。2004年，他82岁，为《吕梁英雄传》电视连续剧剧本创作，不顾劝阻地投入修改，又一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这次他竟然还忘记了吃药，导致严重心衰，结果不治而终。他说，他和西戎以《吕梁英雄传》起家，他再次投入创作，是要对得起已经先他而去的老西。

我们小时候读父亲的作品，觉得虽然故事有头有尾很生动，人物也感人，但没啥形容词，文字也不美丽潇洒，比起人家一些漂亮文章，显得没有文采。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文学作品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了谁、给谁看的问题。父亲所在的《晋西大众报》是面对基层人民大众的通俗报纸，要求文字语言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让群众能看懂，在常用的两千字内做文章。他们为此下了很多功夫，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群众爱看。《吕梁英雄传》就是在这样的写作要求中产生的。父亲和西戎把根据地英雄模范的事迹，编写成故事在报纸上连载。我们听许多老人说，当年他们整天盼着投递员送来报纸，报纸一到，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听村里的小学教员读报。故事中的细节差错群众都会给报社写信指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文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语言更加纯熟。茅盾先生评论马烽作品《我的第一个上级》，说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还说“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最见功力”。

从抗战时期写作《吕梁英雄传》，到合作化高潮时期创作出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十多年是父亲创作的高峰期。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赢得了很高的评价。中篇小说《村仇》发表在《人民文学》创刊号，多个短篇小说入选中小学课本。

父亲是山西省作协主席，对于不好写而又必须写好的题材，他就主动承揽下来。1960年代初，中央交给山西两项创作任务，写大寨和刘胡兰。刘胡兰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英雄人物，牺牲时年龄尚小，写好不容易。父亲领受了任务，就去刘胡兰的家乡文水县云周西村搞调研。他估计会住较长时间，当时农民家里粮食紧张，多一张口会增加农民负担，就从家里自带了半口袋面。父亲经过长时间深入访问，从英雄生长的时代环境入手，完成了《刘胡兰传》的写作，在山西的《火花》月刊上连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十多年前，在电视台工作的梦妮，因拍摄刘胡兰的专题片到云周西村，采访了父亲当年搞调研时的村支书。他对梦妮说，你爸那人可好呢，在村里见了会吸烟的先递根纸烟，人们都待见和他聊情况。从没牙的老太太到像我这样跟胡兰年纪相仿的，人家都走访了个遍。写完还让我组织村里的人，你爸念给大伙儿听，让人们提写得对不对。

1978年山西省作协的文学刊物恢复了，但时光流逝，老作家们很少再动笔。父亲是他们这伙人中第一个恢复写短篇小说的。父亲重新写小说的事，在省作协大院里传开。有赞许鼓励的，也有担心的，“若再写也超不过以前，会连累了名声”。父亲不为所动，反而继续“捡起来”一篇，再“捡起来”一篇。他还让作家老朋友们给提意见，有时还有讨论，惹得大家也开始动笔了。父亲新写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发表，竟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

进入晚年的父亲，完成了一个大工程，他把搁置了40年、曾经写了个开头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重新写成了。他和我们说起这部小说搁置多年的缘由：当年他在土改工作团团部负责各工作队的情况汇总。那时他完成了《吕梁英雄传》后，创作的冲动很足。土改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产生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没想到，刚开了个头，周立波写土改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发表了。看了人家作品好，自己的就先搁置了。现在重新捡起来，是想让后代们知道当年崞县（今原平市）土改的样子。

1978年，他56岁，重新开始写小说，到2004年他去世时的82岁，这期间，有5年到中国作协赴任，专事行政，没有动笔。其余时间，他下乡体验生活，伏案写作，竟写出了长、中、短篇小说16篇；与孙谦合作电影剧本8部，其中已拍摄并上映的4部；散文杂感计51万字。

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站在父亲的墓前，好像看到他在特制稿纸本上写作的情景化成了一道墓碑，那碑上镌刻四个大字：人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