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是马烽老师诞生100周年的日子。他于2004年1月31日逝世，至今已经18年，然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让我崇敬、让我终身学习的一代名家、长辈。

1987年初春，中宣部为了更好地制定文艺政策，派几位有影响的老文艺家到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马烽老师是其中之一，让我随行做记录。到了天津，马烽老师采取上门看望和分别交谈的方式，去孙犁、梁斌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家里拜访，虚心听取他们对文艺创作的看法；与袁静、鲁藜、柳溪、杨润身、冯骥才、蒋子龙、航鹰等作家分别交谈，诚心诚意与他们交流思想，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跟一批青年作家座谈，主要是鼓励他们积极深入生活，创作出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优秀作品来。离开天津前，马烽老师专门嘱咐我，一定要按规定付给接待方住宿费、伙食费和粮票。接着，从天津去了山东、河南，两省的作家大概已经从不同渠道知道了一些马烽老师在天津的诚意，基本上没有什么疑虑，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紧接着，全国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开幕，马烽老师是代表，便直接向大会报到。会议期间，马烽老师跟我认真讨论了调查报告大纲，提出了他的思路和应当有的主要内容。我写出了初稿，他作了反复修改才定稿。这次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工作，马烽老师像朋友一样，跟我谈文学，谈社会，也谈他的人生和创作体会。

有了上次一起出行的经历，我对马烽老师不再有敬畏的心理，隔一段时间，就会借一些事情，去他家里坐一坐，聊聊天。特别是1989年底，中央调马烽老师到中国作协主持工作，临走前还跟我说：“从个人角度考虑，我确实不想去北京，因为五十年代初，我就在中国作协工作过七年，知道在那里当领导不容易。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又必须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在北京的几年间，马烽老师尽责尽职，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辛勤工作，理顺了各方关系，让中国作协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而他却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生活条件。我去北京出差时曾经顺便看望过他，马烽老师跟夫人段杏绵老师就住在鲁迅文学院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里。1994年，马烽老师回到山西休养，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回忆性散文，把几十年前就曾打好提纲并写出过部分章节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和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续写、修改完。我去马烽老师家里，总是看到他在写作。

1997年冬天，马烽老师住进医院。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他说：“有不少朋友劝我把这几十年写的东西编到一块，出部文集。北京的杨桂欣已经联系好大众文艺出版社，他们愿意出。可我年老体弱，编起来有些困难，想请你帮我编，你看行不行？”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在马烽老师和段杏绵老师的指导下，先列出所有作品的目录，然后跟他们具体研究收录的篇目。在几十年的创作中，马烽老师前后与西戎、孙谦合作写过不少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起初，马烽老师不想收入这些合作性作品，以免让读者产生将别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嫌疑。我认为，这些小说和剧本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如果文集不收入，就不能全面反映他的创作成就。为了说服马烽老师，我专门查了《著作权法》，并去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咨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和《实施条例》，如果属于不可分割的作品，合作者都有权使用，但须征得另外作者的同意并付稿酬。于是，我与当时还健在的西戎老师、与已逝世的孙谦老师的家属，分别作了沟通，征得了他们的同意。这样，他才同意收入这部分合作作品。2000年春天，8卷本、近300万字的《马烽文集》正式出版了。这部文集，是对马烽老师半个多世纪文学创作的总结，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马烽老师的文集出版后，我们计划编辑出版一套《马烽研究丛书》。起初马老不同意：“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不要浪费你们的精力了。”后来，他被我们说服了，非常配合我们的采访。为了写好书，我们沿着马烽老师一生走过的路，重新走访了一遍。每次回来去向他讲述所见所闻时，他总是很有兴致地听，并问询熟悉的人和事，问询老区有什么变化。特别是2003年夏天，马烽老师用了一周的时间，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披露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按我们的写作进度，2004年上半年这套丛书就能够出版。想不到的是，马烽老师还没有看到书就走了。

我与尊敬的马烽老师交往十几年，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为文的宝贵经验。他那光明正大的品格，诚实待人的态度，从不贪图名利的原则，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跟我的每次谈话，都是对我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