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性”这个范畴，我将其理解为一种连接总体与局部、上与下、理论与实践乃至断裂与连续等看似二元性或多元性要素的媒介性特质。从人民文艺的实践而言，强调作家的“中介性”特点，意味着创作主体处在国家民族发展大局的总体性理念、文学实践的专业性要求、革命政党的能动性实践这三个环节的关节点上。中介性同时包含三个要素，其一是人民政治的总体性理念（即总体性），其二是作家置身先锋党组织中展开的社会文化实践（即实践性），其三是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和特点（即专业性）。作家柳青曾将这三者描述为政治、生活、艺术的“三所学校”，周立波称之为“思想、生活、形式”，丁玲则概括为“生活、创作、时代灵魂”。这三个要素构成了彼此联系的总体，作家在这个关联体系中的能动性作用即为“中介性”。

从创作主体来看，马烽同时兼有工农兵特质与知识分子特质的中介性特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命题，包含着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和工农的知识分子化这两个面向。马烽或许属于《讲话》所期许的“新型知识分子”，既是实现了知识分子化的农民作家，也是实现了工农兵化的知识分子作家。不仅是作家艺术家也是文坛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农民又有超越农民的专业性写作能力，是作家又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能上也能下，能写也能实干，是这种中介性创作主体的普遍特点。马烽的艺术创作经验和成就、思想修养和世界观，都不是在专业化的学院教育中养成的，而是在抗日战争的军旅生涯、当代中国农村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形成。可以说，马烽这一代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形成了一种值得讨论的中介性创作主体。简单地称其为“土”，认为其缺少艺术深度和素养，不过是一种未加反省的专业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限定性视角。如何重新理解马烽及其文学实践的特点，不仅关涉对马烽的评价，也将有助于丰富对人民文艺的理解深度和广度。

就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共和国文学的总体格局而言，马烽及其创作具有中介性特点。马烽的创作贯穿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保持了内在的连续性。当代文学在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存在着阶段性的断裂和转变，特别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转型期，对许多根据地、解放区作家的持续创作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既关涉“新时期”发生时创作主题的转变，也存在着如丁玲所说的文坛格局重组的某种导向性。马烽是这一转折过程中既保持着创作活力，同时延续并推进了革命文艺创作主题的少数几位作家。同时，马烽不仅是作家，也是中国文学的组织者。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他主持中国作协的工作，保障了中国文坛又一次在平稳中转型。正是像马烽这样一批作家的存在，使得当代文学虽经历多次转折与变化，依然保持了人民文艺的某种特质和文坛组织的连续性。马烽近60年的创作，代表的是共和国文艺探索和实践的某种典范，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也以其创作的持久和坚韧更鲜明地体现出人民文艺的独特品质。

从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和个性来看，马烽的文学文本和叙事方式也体现出一种中介性特点。这具体地表现为文学作品的叙述视角、叙事文体、人物形象、叙述语言等方面，都具有某种沟通和兼容上与下、感性与理念、新与旧、新闻与小说等特点。马烽从不将文学仅仅视为一种专业性的写作，尽管并不忽视文学创作的技艺和形式，但他始终将文学视为人民政治整体性实践中的一个有效环节。但这并不等于将文学视为理念的简单图解，而是尊重文学创作自身的艺术规律。从叙述视角和方法来看，马烽的中短篇小说大都采取了第一人称叙述，往往以一个从县里或城里下到乡村基层社会的叙述人“我”的视点，由外而内、由浅而深地呈现出人物与故事的饱满品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不同于个人性的自我表达与表现，而具有沟通上与下、内与外、感性与理念的中介性功能。就创作题材和其所吸收转化的文学资源而言，马烽的作品侧重表现时代新人新事，但是这种“新”并不是一种观念性、外在性的新，而是从群众文艺、民间文艺中广泛吸取资源，使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具有新旧之间的“融通”。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看，马烽的文字表现出“通而不俗”的特点。他的语言彻底地脱掉了“方言土语”或“欧化”的限制，形成了一种更为规范、流畅而又清新生动的现代汉语写作。他的多篇小说选入中小学课本，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