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是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从1940年代开始，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他的一生践行了一条“人民文学”的道路。

马烽是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文艺工作的。1945年马烽与西戎根据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所表彰的战斗英雄的事迹，写成了《吕梁英雄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史诗性作品”。同时，它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革命通俗小说”的开拓性作品。这部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具有紧密的联系。这部小说故事性强，一个大故事包罗了许多小故事。小说通篇运用白描手法，无论叙事、状物，写景、抒情，都很精炼、明朗。没有冗长的人物对话，环境描写都服从于人物性格的需要。因而，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小说的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独特风格。此外，这部小说的语言“洗练鲜明，平易流畅”而又诙谐幽默。小说中有着丰富的民间语言。这丰富，是自然的丰富，是从自然的丰富中又加以提炼的丰富；是由于作者出自农村，深知熟晓的丰富，而不是硬拼、硬凑，为了炫才猎奇的丰富。同时，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有明确的“读者意识”，要求自己的作品让识字者能看懂，不识字者可听懂。所有这些因素，都体现了《吕梁英雄传》作为“革命历史通俗小说”的鲜明特点。

马烽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人民作家。他抱定一个信念：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是一个革命的人。要坚持为革命、为人民的创作方向，深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中，挖掘题材，提炼主题，创造人物，提高创作思想与艺术水平，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马烽说，他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些作品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一点了解和体会。生活本身教育了自己，感动了自己，促使自己去进行创作。1970年代末，在对自己三十年的写作进行总结时，马烽认为，1954年前后和1958年前后，是自己两个写作状态比较好的时期，主要是这两个时期和农村生活比较接近。“夸张一点说，就是深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之中”。1980年代初，“到处有生活”说兴起。马烽认为，到处有生活，可是并非什么生活都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文学作品的核心是创造典型人物。“深入生活”的核心就是了解人。如果作者对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不熟悉，也就谈不上什么创造典型了。他说，我还是赞成鼓励作家们“深入生活”，不过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非到工农兵中去不可。而应当根据各个人的不同情况，愿意“深入”到哪就去哪儿。士农工商，七十二行，对哪一行感兴趣就“深入”哪一行。熟悉哪一行，就写哪一行。从1940年代倡行走群众路线，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到1950年代返回山西，在家乡长期深入生活，深扎基层，终身不辍，马烽一生践行了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的“人民文学”之路。

从1940年代反映和歌颂人民革命战争的英雄事迹，到1950年代书写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农村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农民精神状态的变化，到1980年代聚焦农村和农民新的气象和精神变化，在不同的时代，马烽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他用他那通俗、幽默的笔调，用他那人们熟悉的马烽式的“爱抚的幽默与宽厚的讽嘲”，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作为一位人民作家，马烽自觉要求自己，要经常注意观察了解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善于捕捉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新事。这样才能使文艺作品更能起到鼓舞人民向前迈进的作用。他有发现新事物的敏感和比较深刻的洞察力，并善于从农村生活中撷取那些萌芽性质的新生活、新人物，写出具有教育和鼓舞作用的作品。为此，他在思想和艺术手段两方面，不断磨练和提高自己。在观念上，他认为，作品写不好问题不在于“赶任务”，主要原因还是作者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和缺乏生活所致。“任务”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依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从现实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在艺术上，他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的描写，更加注意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来讴歌新生活、新事物。这使得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尤其是短篇小说的表现手法日趋丰富。

作为“山药蛋派”的一个代表性人物，马烽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文学实践中，始终是时代和生活的积极投入者，是人民和时代的不倦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