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以此为基础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的研究，成为学术前进的重要取径。最近40年，大量深埋地下的墓志铭陆续出土和刊布，源源不断地为中古文史的研究提供着素材。荣新江教授甚至认为，从文书到碑志，已经成为今后中古史研究的趋向之一。21世纪以来出版的唐代文史方面的工具书多有赖于此，郁贤皓、胡可先两位先生编著的《唐九卿考》（增订本）即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唐代九卿的资料散见于各政书、文集、笔记甚至野史、杂录之中，向无系统辑录本。郁贤皓先生有感于此，从20世纪后期开始即留意九卿的资料，后与胡可先教授合作撰成《唐九卿考》，今年又出版了增订本，相当一批材料即源于新出墓志。从初版本到增订本，既有体例的完备，更有材料的扩展。

资料宏富，体例完备

《唐九卿考》广为搜集传世典籍和新见文献中的资料，排比九卿事迹，勾勒出有唐一代近300年间九寺长官的行事，对材料的利用和甄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书稿经过严格评审，被纳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推出。出版后颇受学界好评，学者卞孝萱、陶敏、李德辉分别在《书品》和《唐研究》发表书评，认为此书可与《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唐仆尚丞郎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唐刺史考全编》等鼎足而立，“是一部具有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的重要工具书”。今年适逢郁贤皓先生90华诞，凤凰出版社适时推出增订本，不仅是对郁先生的崇高敬意，也是对本书学术价值的肯定。

增订本仍延续了初版时的框架，体例较为完备。全书共分为十卷，卷一总论九卿制度的沿革，其余九卷分列九寺长官的卿及少卿，钩沉相关资料，考证任职年代，书后并附有人名索引，便于查考。具体增订工作由胡可先教授负责完成，增订条目300余则，约为原书的五分之一，绝大多数材料均采自新见墓志。与初版相比，增订本更呈现出新的特点。

广搜石刻，钩稽事迹

初版对新见石刻资料的利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不仅充分使用了九卿本人的墓志，还从他人墓志中钩稽九卿的事迹。增订本则进一步搜罗新发现的石刻资料，举凡《邙洛碑志三百种》《河洛墓刻拾零》《全唐文补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及续编三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长安新出墓志》《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长安碑刻》，以及散见于各期刊论文中的墓志文本。一些稀见材料，如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和作者自藏的碑志拓片均得到了广泛运用。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修订原有条目并增列新条目。受到资料的限制，初版时不少九卿的任职时间难以确定，只能列出大致年代或置于待考录。本次增订，这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正。如李宽任太常卿的时间，初版仅笼统地列为“高宗时”，增订本根据作者自藏李宽墓碑拓片和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李宽墓志拓片，考定其任职时间为麟德二年（665）。又如“郭幼儒”原被置于待考录，增订本即根据新见郭幼儒墓志，将其任光禄少卿的时间定为大历初。在修订旧条目的同时，作者还增列了大量新条目，如诗人卢照邻之弟卢照己出任光禄少卿的经历，即根据其本人的墓志和他在襄城县主墓志铭中的题署增列。

从善如流，审慎去取

增订本还值得称道的是，著者能够充分吸取前人的订补意见，凿实九卿的任职经历。受材料所限，《唐九卿考》初版时留下了不少缺憾，正如郁先生所说“本书还只能说是一部暂定稿，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因此，本书出版之后，增订工作也随之而行。胡可先与咸晓婷就合撰了《唐九卿考订补》，刊载于《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体现了学术研究不断积累的特点和自我纠错的精神。自出版以来，牛红广、曾涧、孔祥军等学者均续有补正。这次增订，作者从善如流，充分吸收前人的订补意见。如初版将赵昌任大理卿的时间定于元和四至六年（809—811），曾涧据《萧酂墓志》及《宝刻丛编》中的记载考证其让卿必在元和五年三月前。作者不仅及时予以调整，还将赵昌的继任者武少仪任大理卿的时间上调至元和五年，使得他们任职的起讫时间有了更精准的展现。又如初版仅考得长庆元年（821）韦行立在卫尉少卿任上，任职的起止时间不明。增订本根据韦行立为其弟行全所撰墓志中的题署，考证元和十二年（817）韦行立已任卫尉少卿，故而将其任职时间定为元和十二年至长庆元年。对前人的订补或判断失当之处，作者也往往断以己意，进一步凿实九卿的任职情况。如牛红广曾根据新见温曦墓志，指出墓志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抵牾。作者加按语云当以墓志记载为正，认为温曦生前所任应为光禄少卿。

需要指出的是，增订本偶有判断不确或系年失当之处。在新材料不断涌现的当下，为便于后人进一步勾稽九卿事迹，书末亦应该附有参考文献或说明材料收集下限的文字。好在增订本与初版一样，应该仍是一部“暂定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本书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使唐代的九寺长官得到更加完美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