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以下简称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乃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的产物。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离不开文化所缔结的认同共同体的助力。这种预设某种意义上为所有参与者提出了一个深刻而艰难的价值命题，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文学如何在具有多种文化类型和多元社会制度的区域中建构起一种勾连你我他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这个概念更深层的使命。

讨论大湾区文学，有两种基本路径：一种面对现实和历史，一种则面向未来和可能。所谓面向现实和历史，是指对大湾区所属空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现实和历史梳理、文化概括和精神提炼。这是一种面对存量进行工作的思路，它使粤港澳三地的文学现象和历史文脉得到全面的检视，从而为三地文化同脉同源做出论证，为三地文化更紧密融合寻找契机。这种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它并不创造增量。因为在没有大湾区文学概念之前，分别基于粤、港、澳的现实和历史梳理并非没有，假如在大湾区文学框架中，仅仅是将以往三地的文学存量做加法，在某种意义上浪费了这一概念应有的未来性文化潜能。在我看来，讨论大湾区文学，不能忽视其面向未来的维度。所谓面向未来和可能，是指对大湾区的界定，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此，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才具有更加建设性的意义。

应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所提供的独特文学经验：

其一是独特的“新城市文学”经验。大湾区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是最具高新科技含量的城市群。所以，大湾区贡献的城市文学经验，不是传统的城市文学经验，而是一种带着未来性的新城市经验。只有从“新城市文学”视野来提炼大湾区的文学经验，方能彰显其独特性。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正在发生崭新转型，科技使人类的生活及赖以信仰的价值话语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香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深圳则汇聚了中国最多的高新科技公司，科技新变与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经验既是人类未来将共同面对，并正引起热议的话题，也是最具“大湾区性”的文学经验。

其二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中国新工人文学经验。作为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莞、深圳、佛山等广大珠三角地区在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催生了与之匹配的新工人文学经验或新移民文学经验。这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最具辨析度的中国文学经验，这些经验正来自于大湾区。

其三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下中国与世界文学的融合经验。大湾区必然追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但大湾区也坚持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襟怀。大湾区与其他区域不同就在于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桥头堡，大湾区的天然属性就是开放和创造。大湾区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创造而做出的规划，所以敢于在融合中创造便是大湾区文化的内在基因。大湾区文学这一必须以实践来充实的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召唤在于，有效地建立一种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世界的平衡和循环。

二

下面将从交融互嵌来观察21世纪以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视野及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过是提供一孔之见。

城市经验无疑是大湾区文学最核心的经验之一，但城市经验并不同质，城市有多张面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就一直有城的存在。这是一种有根之城，它维系着一个城市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关联。城市的另一副面孔是都会，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却是去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纵横交错的高速交通网络，无处不在的镜面摩天大楼，行色匆匆、衣着妆容千篇一律的都市白领……这是“新城市”大同小异的面孔。城市的第三副面孔是底层，那些从农村进城者的烦恼与泪水、梦想与奋斗，正是中国现代化景观的重要构成，不能被城市排除在外。在我看来，大湾区文学的城市书写颇有意思地呈现了不同的城市“内面”和城市想象。

大湾区的城市书写内部同样是交融互通的。香港作家刘以鬯、西西、黄碧云、陈冠中、董启章等几代作家对大湾区其他作家的影响甚巨；有趣的是，葛亮、周洁茹等从中国大陆出道的作家，也充实了香港文学的城市书写。大湾区的城市书写是多彩的：西西《我城》《飞毡》的后现代城市书写启发了几代大陆读者；张欣《对面是何人》《千万与春住》书写都会之女性的精神历程和难题；邓一光的“深圳三部曲”（《深圳在北纬22o27'—22o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在现代城堡中想象人的出路，人们得以从中辨认城市诗学的内在秘密以及城市书写的文学伦理；魏微的笔下虽无多少城市景观，但她写城市男女情事中的挣扎和尊严，她写情爱纠葛中的伤害与原谅，以同情为文学伦理，以同情为城市疗伤；王威廉是一个感受城市新变，以城市为对象，也以城市为方法的作家，他探讨文明转型期的城市裂变，用历史和未来的目光去眺望；黄金明则以胶囊公寓、人造天空、人造宇宙、逆进化的人等异化想象，探询未来城市的可能裂变；蔡东的《星辰书》既写城的困境，也写人的光芒……事实上，谈论大湾区文学要求一种尊重整体和差异的辩证眼光。对整体性的强调不应抹平个体的差异，对差异的尊重也不意味着放弃对整体观照的追求。

三

乡土或望乡同样是大湾区文学的重要面向。乡土并非被现代化彻底淘汰的生活方式，乡土同样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现代之城有多焦虑，望向乡土的表情就有多复杂。熊育群的《连尔居》书写了“现代”对乡人构成了的惊骇和诱惑，关注“现代”渗透和改写“乡土”的过程，以有根的语言追问现代性语境下的精神根系问题。鲍十在广州望东北，《东北风情写生集》关怀女性、弱者以及历史河流中那些微如草芥者的命运，既有历史、传说、民俗等恒常的东西，也有外面世界侵蚀，乡土将逝的现代性感慨。同样，周洁茹也在香港望故乡。写很多有关家乡饮食的散文，似口腹之乐，实乡关之情。陈继明的《平安批》既是历史题材，也是乡土题材。平安批不仅是一种家书及邮汇凭证，更是海外游子与故土家国精神连结的信物，是中华文化向心性、主体性的投射。这是一种家国化的乡土。厚圃的《拖神》书写潮汕族群向海而生、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此种族群精神同样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厚圃召唤“拖神”精神，有类于尼采召唤酒神精神，都是为现代和当代转型中的民族灵魂凝神聚力。陈崇正也擅长乡土题材，他惯于将故事和人物“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地”，形成了一种文学地理与民族寓言映照的审美效果。其长篇小说《美人城》前部乡土而下部科幻。“美人城”从上世纪80年代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实体空间变成一个带有强烈体验性的拟真游戏空间，其间也寄托了作者对于人类的生与死、过去与未来、时间与空间的宏大思虑。这种充满未来性的思考绝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大湾区生活经验的结果。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我认为应该是蓝。蓝是海洋的颜色，也是天空的颜色；蓝是宁静的颜色，也是环保的颜色；蓝是科技的颜色，也是未来的颜色；蓝既是对大湾区地理的一种写实，也是人们对更美好未来的一种愿景。假如说有一种“湾区蓝”的话，它不是一元，而是斑斓。追寻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其实质可能就是眺望一种更高的蓝。对于“大湾区文学”，我的基本看法是：面对历史研究，面对未来写作。对文学而言，沉淀在历史中的审美传统必须尊重，但只有面向未来的才能创制新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