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是中国的文学，是与中国发生着实质联系的文学，而中国文学的使命就是如何与中国建立这种实质的联系。对于这份使命，不同时代的文学人有着不同的具体理解。本文试图回到1921年，看看当年连续发表了《文学的定义》（《文学旬刊》第1期）、《文学的使命》（《文学旬刊》第5期）、《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期）、《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等文章的郑振铎是如何思考这个命题的，并借以反观当下的文学使命。
在1921年的中国文学界，一个突出的话题是：“什么是文学？”郑振铎在《文学的定义》一文中认为，文学不是如科学那样“诉诸智慧”，而是“诉诸情绪”。这个情绪就是今天所言的情感，而且情感的表现必须是“美丽和精切”，这是艺术性的要求。与其它艺术相比，文学更强调想象，而且含有理性，比如道德等。这使得郑振铎的文学观比较圆通，也就是说兼顾情感性、艺术性与思想性。简言之，文学就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这一定义今天来看虽属常识，但在那个时代，文学观还是比较混乱的，就更显其价值了。
在当时至少有两个方向的混乱。第一个方向是国际左翼文学内部的混乱，在文艺性与政治性之间摇摆，这一点在1921年还不太明显，但在后来表现尤为突出，引发了很大争论。第二个方向是中国文学自身观念的混乱，有两种文学观迥异于新文学观，第一种观念是将文学等同于科学，第二种观念是将文学等同于思想，把各类实用性的政论文都视为文学。相比而言，问题最大的是第二种，这涉及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转型问题。关于古今文学，郑振铎持“不调和”说。他在《新旧文学的调和》（《文学旬刊》192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是有文学上的价值的”，问题在于，“文学是无国界的。它所反映是全体人们的精神，不是一国、一民族的”，强调文学的共通性。他认为，“看文学应该以人类为观察点，不应该限于一国。新文学的目的，并不是给各民族保存国粹，乃是超于国界”，这是世界的文学观，就是“求人们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的”，这是从人类性的高度而言的。像郑振铎这样的学者，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学提升到人类性、世界性的高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是难能可贵的。
文学的进步是观念的进步，也是实践的进步。郑振铎强调文学的情感性，是激发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但郑振铎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理论家，他是要文学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在稍后发表的《文学的使命》一文中，郑振铎提出了“文学使命”说。他以原始人类经验为例子，认为“文学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唯一慰藉者”，在文学与精神之间建立起关系。但这一文学使命还是太稚嫩了，并且在近代以来遭遇了诸多的挑战：其一，文学职业化，“终日伏案疾书，求其作品能迎合社会的心理，以换得面包与牛油”。其二，文学名利化，“把文学当作著作家求名的工具”。其三，文学媚俗化，“以为文学的目的是在给快乐于读者”。其四，文学个人化，“文学的目的就在于自己表白……文学就成了一种人们的内心的自传”。郑振铎是反对上述种种消极的文学观的。文学不是职业化的，不是名利化的，不是媚俗化的，不是个人化的，那么文学应该是什么呢？郑振铎认为：“文学的真使命就是：表现个人对于环境的情绪感觉……欲以作者的欢愉与忧闷，引起读者同样的感觉。或以高尚飘逸的情绪与理想，来慰藉或提高读者的干枯无泽的精神与卑鄙实利的心境。”总括来说，文学就是“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这就是文学的定义，也是文学的使命。
二
但是，就1921年的语境而言，文学却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人们的高洁的精神，廓大的心境也被卑鄙的实利主义”所裹挟，而“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文学的使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就是功利主义以及更严峻的“现代人们的堕落”。
20世纪初，中国处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重危机之中，这才有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专制，宣传劳工神圣。然而，从1919到1921年，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从郑振铎的角度来说，新文化运动已经恍若隔世了。在稍后发表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郑振铎回忆说：“‘五四’的精神多少奋发呀！‘六三’的运动多少悲壮呀！当时的奋斗情形，我们到现在谈起来还要感泣呢！然而此已都如隔世事。”到了1921年，革命热情已经褪去，曾经的革命青年陷入迷茫，找不到方向了。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在现在的时候对于旧的黑暗会发生出一种非常憎厌的感情”呢？怎么才能“引起一般青年的憎厌旧秽的感情的任务”呢？郑振铎的答案是，“只有文学，才能担任”。
郑振铎发现文学对于激发情感的重要性，但这并非是文学工具论的体现。如前所述，郑振铎始终坚持的就是文学的情绪性、情感性的。郑振铎说，“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品，所以他最容易感动人，最容易沸腾人们的感情之火”。感情和革命的关系就是用感情去激发革命，“如果有描写旧的黑暗的情形的文学作品出现，一般人看了以后，就是向没有与这个黑暗接触过的，也会不期而然地发生出憎恶的感情来，至于曾受此黑暗所磨折的人，则更是对之涕泣不禁了”，而“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就是需要这种憎恶与涕泣不禁的感情的”。在此意义上，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不是通过工具论实现的，而是通过情感实现的。为什么是情感，而不是别的？郑振铎认为，“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郑振铎强调“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自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他发现了革命自身包含着强烈的热情与爱憎的。革命“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正是考虑到革命本身的情感性，文学的意义就非常巨大了：“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
遗憾的是，“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这种吁求在当时却没有可行性，因为当时的文学界的主流并不是燃烧“革命之火”的文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休闲派文学，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空谈爱自然的填塞风云月露、山水花木等字”。其次是有限的社会派文学，描写“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学校生活，与纯粹的母爱”，这比休闲派要好一些。最有价值的是革命派文学，真正的革命的文学，是“叙述旧的黑暗，如兵士之残杀、牢狱之惨状、工人农人之痛苦、乡绅之横暴等等情形的作品”，但这类作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之所以如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革命的文学家”。这个“革命的文学家”必须是投身于革命之中的文学家，投身于社会斗争最前沿的文学家，但又不是一种说教和宣传。革命派的文学家是“身入其中”，但又“能写出”，而且是“能极真切极感动地写出”。革命派的文学家是体验与表现的结合。郑振铎呼唤的文学家，就是“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险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
三
从文学的定义到文学的使命，再到文学与革命，郑振铎的文学观念逐渐明晰。就文学的定义而言，对情感性等文学本体的强调具有范式转型的意义。就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而言，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后来讨论火热的“革命文学”，认为郑振铎是理论的先驱，意义同样重要。不过，我却觉得中间的这个“文学的使命”意义尤其不可或缺。
首先，郑振铎始终坚持文学的本体性。所谓本体，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情感性、想象性、思想性、艺术性等的统一。在1922年发表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中，郑振铎再次重申了文学的本体性：“文学就是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联想其后长期的思想性对艺术性的压倒性优势再到对艺术性的恢复，可见对文学的本体性的坚持是多么重要。
其次，郑振铎坚持文学的批判性，如对文学职业化、文学名利化、文学媚俗化、文学个人化的批判，后来重点集中于“娱乐主义”“传道主义”两大传统文学观。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对话、交锋的产物，没有对话、交锋，再好的文学也难以自立。
最后，郑振铎坚持文学的实践性。实践性不是单纯的社会性，比社会性更深入一点，是改善社会、改变社会。文学的实践性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启蒙价值、美育价值的集中体现，通过文学去塑造精神，去立人，去输送更多的新人。郑振铎呼唤中国文学家担当自己的使命，去改善、建造社会，强调文学“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郑振铎本人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对于当时只有23岁的郑振铎而言，就其对文学的理解或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理解而言，仍有抽象化、简单化的倾向，缺乏可操作性。不过，随着阅历的丰富，在经历了五卅运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当他在《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清华周刊》第37卷第6期，1932年）中提出“伟大的作家们永远是和伟大的时代相合奏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总是为最广大的群众而写的”的时候，其思想也就更具深度了。中国文学的对象不再是青年，而是“最广大的群众”。这些实质上就是“文学使命”说的新思考。因此，1921年郑振铎提出的“文学使命”说是发展的，他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呼唤新的文学，这一思考在今天并未过时。相比1921年，100余年后的今天，社会现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改善、建造社会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无一不显示着社会发展在不断走向深入，都在呼唤新的文学。
新文学的到来显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在1921年，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同人与鸳鸯蝴蝶派、传道派文学进行着观念上的交锋，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冲出一条新路。这是1921年文学的意义。今天的中国文学也与1921年的文学接近，正遭遇娱乐化、职业化、智能化的冲击，中国文学难道不应该在新的对话、交锋中凸显自身价值吗？尽管中国文学不乏优秀的个例，但真正具有创造性与创新性的中国文学作品尚不充分，“高原”虽有，但“高峰”不足，作为“顶峰”则少之又少。1921年之后的若干年，涌现了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家，将文学的本体性与社会性、艺术性与思想性深度结合起来，呈现了现代文学的“高原”“高峰”“顶峰”，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学又该当如何？中国文学又将与中国的现实建立何种关系？去承担何种新使命？这些就成为摆在中国文学面前最为突出的、不得回答的问题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