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形小健，步履却是快捷的纪红建，始终跋涉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这次纪红建走得更远，走过东南亚，走到西亚北非，穿梭于1200多年前的历史时空里。他的新作长篇报告文学《彩瓷帆影》（《中国作家·纪实》2022年第7期），是在奇异瑰丽的历史瀚海中所作的一次远航。作品的命名有着唯美的诗意，放飞起读者多彩的想象，但内在却是一种别异的非虚构文本。作品以湖南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彩瓷”作为叙事基点和全篇的叙事主线，以多维丰富的叙事点亮了曾经鲜为人知的“长沙彩瓷”的历史之旅，为我们打开认知博大精深的中国瓷文化的另一扇视窗，并且通过远望长沙“彩瓷”的“帆影”，切实地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景。在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连接中，抒写建构开放包容、融通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的世界意义。
《彩瓷帆影》是一部题材新鲜、关涉主题重大、叙事方式颇为独特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在纪红建的创作中是一种可贵的“变法”，而置于近年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观照，也是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的。
无论是从报告行进现实，还是存活过往历史的价值功能看，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大”文体，尤其在国家民族既广且深的叙事方面，报告文学更显示着超拔强劲的能量。但报告文学的中国故事书写价值并不是自动生成的，一方面中国故事题材本身的价值指数是其前提，这是由报告文学文体的非虚构性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取决于作者对中国故事的有效叙事，即叙事既能客观真实地呈现题材所含具体人事物象，又能体现出写作主体的能动性，艺术地组织、调度、再现题材内容，使作品具有非虚构叙事的审美品格。简而言之，就是要发现有价值的中国故事，遵循非虚构叙事的审美规律讲好中国故事。正是在这里，《彩瓷帆影》兼具了题材之“好”和叙事之“美”的基本要素。
瓷器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CHINA”（瓷）是海外认知“中国”的具有标志性的独特符号和形象指代，因此不仅具有作为物器的种种价值，而且也有着丰富精深的文化意涵。在以往有关瓷的知识系统中，我们知道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的北南相应，而景德镇的陶瓷则更是名闻遐迩，作家胡平的《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就是一部多维视野中的瓷都景德镇的深度报告。相比之下，对长沙铜官窑我们知之不多，甚至是闻所未闻。“长沙铜官窑整个存在的时间也就是100多年，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但是它开出来的花非常美丽。”借助于阅读纪红建的《彩瓷帆影》，让我们重回千年前的大唐，打开被深埋于遥远的历史深处的长沙铜官窑，一睹美丽彩瓷的芳容：这是北瓷南瓷融通创新的杰作，更以铜红釉、模印贴花、釉下彩绘等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创，在世界彩瓷史上独树一帜，高标其时。尤其得风气之先的是，它以开放兼容的胸怀，熔铸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异域文化于一炉，赢得海外商客的特别青睐，远销亚非许多国族，串联起大唐时代“一条清晰而具体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新异并且内涵丰富的题材，对于开掘作品的厚重主题具有十分难得的价值赋能意义。
这是一部大容量的作品，历史流转和现实经纬在这里汇合成一体。就全篇所写的主要内容看，《彩瓷帆影》既是长沙彩瓷发现寻访之旅的记写，也是长沙铜官窑历史存在的再现。这两种基本叙事建构起作品文本的主体。文章不是无情物。长沙铜官窑的故址就在作者的家乡。深怀对家国的一往浓情，纪红建踏上了寻访家乡窑、中国瓷奇幻而遥远的旅途。作品以“我行走在印度尼西亚，在邦加——勿里洞省的勿里洞岛，在春天的西北海岸”之句进入叙事场景，扣题而来，突兀而起。
“一艘唐代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打捞出水， 因其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该船被命名为‘黑石号’。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黑石号’出土的 67000余件文物中，其中98%是中国陶瓷，而这98%的中国陶瓷中竟然有56500多件是长沙铜官窑瓷器。”这样的叙事不只是牵引读者的兴趣，激发起探究本事的期待之心，而且也为作品预设了充满故事性的基线。作者从“黑石号”沉没地、打捞处，辗转来到专门陈列有“黑石号”文物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在这里端详流连。后又远赴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从卡拉奇飞往德黑兰，“在伊朗，不论是在波斯湾沿岸，还是地处内地的厄尔布士山脉南北麓，都能看到石渚彩瓷的身影。”作者不仅远行海外诸多国家，而且遍访国内与长沙彩瓷有关的北京、武汉、西安、广州、镇江、扬州等城市。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彩瓷帆影》中，纪红建再一次对此作了最好的确认。纪红建的行走既寻得长沙彩瓷丰富的踪迹，又使自己通过在地即景的联想走进历史，感知书写对象曾经的历史气场，使作品的寻访叙事显得迷人而饱满。
与此相应的是作品对唐代长沙铜官窑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初始叙事。作者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陈列的长沙彩瓷碗的细节中，获得了展开这一初始叙事的契机和可能。其中，有的标明“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这里包含物品的出产地、经销地、制作者等信息；有的则注上制作的具体日期，如“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是唐敬宗的年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根据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作者通过樊翁这一人物的设置，具体讲述樊氏一家数代人艰难探索终得瓷业大成的生动故事。纪红建将故事置于唐代其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中，真实展示了长沙铜官窑“瓷土芬芳”、“走向辽阔艺术的天空”、赢得大量“国际订单”等的盛景，也写到载有“樊家记”等彩瓷的阿拉伯商船漂洋过海最终的触礁遇险。这样的叙事正好与作品开篇的叙写相对接，形成了两种叙事内容的有机关联。
在作品中，长沙彩瓷的初始叙事和发现寻访叙事并不是单线独进的，而是通过作者往返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种种“穿越”，并且以“闪回”的链接方式，交错融合地展示不同时空中关于书写对象的丰富存在，它既是唐代中国彩瓷艺术辉煌的生动写照，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历史的情景再现。这样的叙事显示出纪红建处理复杂写作课题的卓越能力，作者不仅细致地复现“彩瓷帆影”的历史图景，也以卒章显志的方式，诠释蕴含历史之中的若干启示。
阅读《彩瓷帆影》，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瓷、瓷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瓷，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中外历史文化等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从某种角度而言，《彩瓷帆影》是更具专业性的、知识性的写作，因而，对作者更具写作难度。纪红建通过与众多专业人士访谈，以及对《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国陶瓷史》等陶瓷学、考古学、历史学著作的研读，使自己获得这一特异题材的必要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等。正是作者不懈的行走和专业的博览，筑牢了支撑他写作的关键支点。由此可见，报告文学的写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多花苦功夫、真功夫，才会写出可传可观的好作品。星光不负赶路人，《彩瓷帆影》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