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六尺之孤》一如其书名所示，是一部关于刺杀的传奇，也是一段革命传奇，但更像是关于族群的传奇，讲述了东南之境繁衍千年的瓯越族人在1949年鼎革之际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和归宿。在似真似幻的族群生活背景下，小说对东南瓯土二十多年的人事变迁与纷争作了深刻而犀利的透视。它以魔幻、悬疑、谍战、考据、传奇、荒诞的笔法来书写瓯人的历史，以瓯人历史来隐喻时代命运，于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展现家族、家庭和民众的精神史。而关于嚣人、哼人、山人的族群之争和错乱的血缘关系追溯，也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纵深感和思想气质，使得这部关于刺杀的小说充满深刻的寓意。
严格来说，《六尺之孤》写的是一场革命。20年前，年轻的苏维埃主席和他的妻子一起组织山民暴动，遭到军阀和地方豪强的联手镇压，苏维埃主席被处决，其妻下落不明，遗孤被敌人收养。20年后的1949年，新中国曙光初现，遗孤哼四少爷手刃仇敌，瓯城迎来和平巨变。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故事作为革命叙事，进入当地戏曲，成为屡演不衰的红色经典曲目。
但事实上，在具体情节的推进中，革命场景退居为故事背景，书中大多数篇幅讲述的是瓯越大地上的种种族群关系、世风民俗以及缠绕其间的恩怨情仇。
小说一开篇即写道，在瓯越土地上，生活着三个古老族群：嚣人、哼人和山人。三个族群间曾经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构成了这里的历史记忆。当初，居于瓯城的嚣人强盛之后，便假道哼人领地水渚之城，攻取山谷之城，奴役那里的山人。哼人深感唇亡齿寒，奋起反抗。哼人的反抗遭嚣人无情镇压，男壮牺牲殆尽。嚣人欢庆胜利之时，山人反击，决百涧之流水淹嚣人，幸存之哼人武士趁势而起，击毙嚣人首领。嚣人心怀恐惧，撤回瓯城，无力再犯。
我把小说开头的这段《上古百山谷口哼人城池遗址考》看作是小说的一个总纲，三个族群之间的历史恩怨，构成了现实的社会群体结构和人物关系。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千年，但嚣人、哼人和山人各自的族群气质及社会地位，构成了某种隐喻关系，对应着1949年的动荡现实。这三个族群中，山人有着明确的畲族特征，如三月三、乌米饭、歌队这些民风民俗，均很明确地指向畲族这个现实存在的族群；而嚣人与哼人，从我所查阅的资料情况看，似乎仅出于作者的魔幻想象。
在作者的描述里，有着四“口”的嚣人曾经因土地肥沃而物质丰富，但“相当长一个阶段，他们把应该用于劳动的时间浪费在废话空谈上，致使贫穷与匮乏，堕落成为觊觎别人美好家园的侵略者”。他们因强大而变得肆意妄为（大而肆），因富足而变得骄横傲慢（富而骄），因组织规模膨胀而变得不再低调，四处张扬（众而嚣），终于因此而丧失人心，导致社会矛盾总暴发，沦为革命对象。
作者以“嚣”字命名这个族群，显然有其用心。“嚣”有两义，此字始见于西周晚期至春秋的金文，古字形用“页”代表人的头部，周围的四口表示喧哗、吵闹、嘈杂，读作xiāo，引申为张扬、忘乎所以、气焰不可一世之意。此字又读作áo，是传说中的一种鸟。我不清楚作者在此处采用哪一种读音。综合两义，作为一个族群，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以鸟为图腾、曾因物质高度发达而自我膨胀，进而走向对外扩张与种族奴役的族群。它后裔中的代表人物“贤者嚣人”，其名是一种反讽，贤而又嚣，具有内在的分裂性，可作为伪君子的代名词，是众反派中的大奸大恶者，是哼人哼四少爷真正的仇人。
而“哼人”据说是以“哼”语交流的族群，曾被嚣人灭国，他们当初居住在已消失的水渚之城，“大江之上，山谷之城下，溪流聚集，漫起一片无际渚野，已经消失的谷口城池，就是啍族部落的发祥之地……”主人公哼四少爷视其为灵魂与肉体的最终归宿。从哼人每一次都率先起来反抗统治者的经历看，他们象征着一个觉醒者与反抗者群体，有类似于楚国贵族的那种精神。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如哼氏父子的形象，卓尔不群、独立不羁、行事果决，具有献身精神，大约近现代史上秋瑾这类形象可以比拟。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犹如近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先行者。
这是《六尺之孤》里关于社会变革的寓言，这种阶层的分裂和蜕变，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警示，尤其是针对那些“嚣人”们，意在告诫他们“勿大而肆、勿富而骄、勿众而嚣”。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尺之孤》所写的是一个革命寓言，一种关于革命发生学的思考，这是《六尺之孤》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它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因此，作者绝非为了仅仅写一场刺杀，他需要借助瓯越这个地方的独特氏族关系，借助1949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来表达他关于中华民族这个族群命运的思考。1949年的这场巨变是几千年来几个族群之争的延续，它表明苏维埃革命在这块土地上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它有着本土性的深刻原因，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
何炳棣先生曾说，中国文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氏族血缘延续得非常长久、牢固，以血缘纽带为轴心所形成的“伦常”关系，以“名”的称号固定为等级秩序，成了社会主要的组织形态和生活秩序。显然，作者想要书写属于南方东海之滨瓯土的“百年孤独”，那种漫长的、纠缠不清的血脉恩怨关系，构成了瓯土族群漫长的精神史。
考察小说里的人物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里的蓝大首领是哼四少爷的养父，这一点很有意思。作为统治阶层的蓝大首领，首先杀掉了哼四少爷的父亲，阻断了挑战其地位的哼族的血脉关系，但随后仍然要以一种假冒的血脉关系将其纳入既定的社会秩序中。这一设定深含寓意，它表明哼四少爷对蓝大首领的刺杀，有着复仇和弑父的双重含义，只是哼四少爷所弑的是一个假父，为的是找回真正的父辈血脉。
另一对人物关系发生在贤者嚣人和不死巫娘之间。作为山人中的巫者，不死巫娘的故事有大量留白，我们只能从小说里陆续释放的零碎信息判断，她是20年前那场赤色风暴的参与者，但领头者没有让她参加那场暴动，因而她逃过一劫。但她的身份显然更为复杂，她与暴动的镇压者贤者嚣人之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哼四少爷与贤者嚣人之间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而她对贤者嚣人的恨，甚至超过了哼四少爷，她对贤者嚣人的私生女上海丽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切，她们在身上某一部位都有着相同的胎记，一个入浴后即会显现的蝴蝶，暗示她们之间可能存在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作为山人文化代表的不死巫娘，与世仇贤者嚣人之间居然有着情人与仇人的复杂关系。她要代表山人向嚣人复仇，但她与贤者嚣人之间显然有段隐秘的情史，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段羞辱性的关系，她唯有复仇方能摆脱这段耻辱。她采取的是下毒同归于尽这种决绝的复仇方式：“吃下从种猪口中夺下的乌米饭，巫娘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死成了，如之前承诺的坚持到最后时刻，不给别人留下痛苦和烦恼，把自己的秘密带到阴间世界去。她自言自语了大半天，说今世没有留恋了，就赶紧到来世去。”
这样一来，几个族群之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父子与仇人、情人与敌人、恩人与世仇，相互纠缠不清。这种独特的族群关系，显然构成了某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发人深省。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Tribe System），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Shamanism rationalized）。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这段话，为《六尺之孤》中的精神考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然而，这部小说的思考之严肃、主题之庄严，又与其叙事之荒诞、想象之魔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哼四少爷相信，这一定就是但丁神父认为可能不存在的修道院……”这世界上居然“可能”有一座“不存在的修道院”，这样的荒诞表述，常常将阅读者瞬间带入恍惚状态，且为之着迷。
与这样的文字表述方式相关联，《六尺之孤》的诸多情节呈现为一种不确定性叙事。比如主人公哼四少爷的政治身份始终暧昧不明，其复仇到底是私仇还是革命，似乎是一个谜；不死巫娘对贤者嚣人不依不饶的追杀到底是出于情杀还是革命行为，似乎也是个谜。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物形象都不太好把握，犹如印象派绘画，犹如雾里看花，如蓝大首领对镇压行动的真实态度、贤者嚣人对和平起义的真实想法、上海丽人与不死巫娘之间的真实关系、桔子姑娘的真实身份等，似乎都不那么明晰，让人难以判定。
于是，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人物行为常常也是趋于不确定的荒诞性后果，一些偶然性事件不断干扰着事件的进程，比如反复出现的误杀：蓝大首领的死、但丁二世的死、一头猪为贤者嚣人替死、哼四少爷躺在肉案上险些被误认为汉奸命丧肉斧，体验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连地下党员秋思虹的牺牲也是个意外——饶舌师尊翁媳扒灰的牺牲品。
尤其关于那头猪的死，构成了书中最为荒诞而魔幻的段落：不死巫娘的那碗乌米饭本来用来毒杀贤者嚣人，但被猪误食，之后，“那头种猪突然欢声嚎叫，冲出了圈栏，从敞开的窗口跳出屋外，一直冲到廊桥那边，仿佛他知道那里有医院求救似地尖叫了数声之后，跳上石阶，但没有力量再攀爬上去。四蹄一软滚圆的身体滑了下去，重重地掉进了深涧，深溪寂寞，种猪顺着激流挣扎着，很快被冲走了，冲到了谷口的水渚之地。”庄严的复仇代之以闹剧收场。
现代性叙事反对过度明确的中心意义，强调瞬间的微妙感受和意义的模糊性，往往会去着力表现事态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如情节游离、叙事拼杂、故事残缺等等，以保持生活本真的自然诗性和情节的饱满多汁、异彩纷呈，以文本的开放性，去挑战读者的审美习惯，引发发散性的自由联想。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小说的智慧就是追求不确定性的智慧。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祛魅利器，其精神品格是对传统话语和既定意义的消解，在变动不居的否定和怀疑中，起到祛魅的效果。《六尺之孤》将一场复仇与和平解放写成了一场迷局与悬案，但在小说的卷尾部分突然恢复为一种传统的、确定性的语言形态，编年史式地罗列了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戏曲化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因前后鲜明的反差而呈现出荒诞色彩，因而更进一步凸显祛魅的效果。
王霄夫是极具先锋气质的作家，他把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的写作融合在一起。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进行一场文学的实验和叙事手法的探索。《六尺之孤》则走得更远，这种独特的不确定性叙事甚至有意制造了某种阅读门槛，他似乎是有意屏蔽部分读者，坚持不迎合读者的阅读快感，坚持反高潮的写作。他可以不吝惜笔墨写一头猪的死亡过程，但写到崇高的爱情，却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写到母子相认，也没有期待中撕心裂肺的场景；他以漫长的铺垫与旁枝错节写即将到来的刺杀对决，出手时却惜墨如金：“他手上的斧子扔出去，像一只张开翅膀的大鸟，一闪没入草丛。”
当我们在作者设置的叙事迷雾中摸索的时候，不免感到艰涩，但一旦穿透迷雾，就会获得一种大愉悦。尤其阅读过半的时候，这种愉悦便扑面而来，有一种穿越三峡顺流而下的畅快感。此时，各种暗藏机锋的人物对话、诙谐的描述、广博的知识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处处透出作者的冷峻、睿智与幽默。
《六尺之孤》以其独特的故事形态，带领读者一头扑进一场历史的迷雾中。至于能不能从中走出来，全在读者自己的造化。但无疑，《六尺之孤》在思想和文学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将越来越多地被发现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