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事让王手见知于世，一是小说写得棒，一是肌肉发达。

一身沉默的肌肉，一双厚实的大手，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这便是王手。认识王手的人几乎都会惊讶地注视着他的手。一只可以提起重磅石锤的手，如何会写出那么细腻绵实的文字？不认识王手的人读了他的文字，恐怕也会想见识一下那双“王手的手”吧。

王手的手据说是一双“化骨为绵”的手。他的手劲很大，但很少有人跟他较量过。王手说，他年轻时在鹿城近郊一家手工作坊上班，闲时喜欢玩哑铃、石锁，也学过点拳脚功夫。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讲述过这样一桩事：有一回，厂里有位同事与人发生争执，对方跳出个练家子，要以掰手腕的方式一决雌雄。那名同事便把王手（那时他还叫吴琪捷）请了过去。对方跟王手一接触，就知道他的手劲有多大，拱手称服，也就不在话下。王手一战成名，就不乏一些人找他挑战，但王手不论对方手劲大小，一律以“平手”示人，求个和气。这份仁厚跟他的江湖历练有关，也可能跟他少年时期经常翻阅祖母留下的那本《圣经》有关。至于他后来何以如此耽悦于佛学，我就不便深问了。但可以肯定，他内心深处的仁厚是不曾变过的。

王手是以看得见的手赚钱，看不见的手来触摸汉语。这只手并不是藏在袖管或口袋里，而是隐藏在内心深处。在无人关注的时刻他会伸出手来，打造汉语这块质朴而又古老的石头。他曾经说自己就像一个手艺人，手头要有活儿，一天不写点什么就手痒。

有一回，我与王手、马叙、瞿炜、哲贵等温州作家吃饭闲聊时，谈到了强迫症的话题。瞿炜说，他每回如厕时一定要把草纸的四个角对折得严丝合缝。王手说，他每回去食堂吃饭都要站在筷子盒前发一会儿呆，因为他要从五颜六色的筷子里挑出一双颜色相同的筷子。作家萨拉·沃特斯说过，很多作家都有点强迫症。他援例说明：格雷厄姆·格林一天必须写500个词；让·布雷迪必须赶在午餐前写5000个词；而萨拉·沃特斯本人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写1000个词，哪怕是垃圾他也要写出来，因为他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把那些文字重新打磨一遍。这么多年来，王手养成了一种随时随地都能写点什么的习惯。当然，这算不上强迫症，而是习惯使然。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以备不时之需的纸笔，有时坐在车上、飞机上，突然想到什么他就写上几笔，仿佛他的手“要尽可能快地写作连脑袋都不知道的事情”。有一次开会，他坐在主席台上，一边听报告，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会后我问他，这种官方的讲话你也有闻必录？他坦然一笑说，其实我在写小说中的某个片段。每天都写点什么，在王手看来，这一天就不算虚度。在某些时刻，一只被物质生活磨损过、被汗水浸泡过的粗壮的手，悄无声息地通过文字变成了一只贯注灵气的手。

电脑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是须臾难离的日用工具，但王手很少跟电脑打交道，至今仍然坚持手写。他的字通常很小很匀称，仿佛能让人觉出硬汉的柔情。我总觉得，他那些细小的字与小说中那些丰沛的细节有着相互牵缠的关系，仿佛他的字要是大一点，文字的表述就会出现某种空疏。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几乎每天坚持抄一段佛经。至于佛经里面讲些什么，他也没有深究，他只是为书写而书写。柔翰一支，是手的延伸，是内心的外化。书写之于他，想必是一桩心手双畅的事。写过之后，他的心境通常会趋于澄净，在这种状态中，他又继续自己的写作。他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似乎只有被这只手掂量过，才会摆放在别人面前。

这是一双作家的手，一双“会思的存在者”的手。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本身是人类至为简单也是至为费力的一项手艺活儿，手连接着“思”，而“思”从属于“在”，因此作为根植于“思”的手的产物（文学作品），自然也就听命于“在”。王手一直以来把写作当作一门简单而又费力的手艺活儿，他坚持手写，并以这种原始朴素的方式亲近“思”。

这只手，与物相触即带物性，比如石头的坚硬、水的柔软；与文字相触，文字也是及物的。是这只手教会王手写作，就像出色的匠人那样，是他的手先于思想摸索到汉语的开关，这个开关通向内心的秘密花园。他的文字通过这只手来说话，于是他的话里就有了一只手的强劲力量。读他的小说，你会有一种“我手写我口”的感觉。他那些倾向于口语化的语言，很容易跟别的作家区分开来，显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调子和一种独特的发声方式。有一次我跟他聊天，说我读他的小说时，读着读着就想用温州方言来念。“这就对了”，他微笑着说，“我写完一篇小说，就习惯于用温州方言念一遍，发现什么地方不对劲，我的舌头能感觉得出来。”

他有老虎般的体能、猫须般的触觉，他的手粗壮却又敏感，以至于我每次读到他小说中那些精妙的细节，都会感叹原来如此粗壮的手，也可以做到如此细腻。《双莲桥》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年轻人闲来无事，就在双莲桥埠头给人司秤定价，人人敬他，时不时地递给他烟，他站着，也不接，那些人就把烟放在台阶上，或塞在边上的石缝里。王手是这么写的：“好像这里的每一寸地方都是我的，放在这里就像放在我的仓库里。”语气淡定、自足、幽默，只有经过历练的人才能道得出来。在有些人的小说里，你或许能看到一个智者的脑袋，那里面装着很多奇妙的想法；在有些人的小说里，你或许能看到一只直接与现实打交道的手，它能十分稳妥地抓住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而在王手的小说中，日常生活的经验之谈往往跟一些有意味的细节打成一片。“十三张”“两张”怎么玩，头薪怎么抽，卸货埠头有几个，在埠头行事要有什么规矩等等，他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猫须般的触觉，使他对温州每条街市几乎都很熟悉。我跟他在街头闲逛时，他如数家珍般地跟我讲述那些鞋店、服装店的特色。有一天晚上，他坐我的车去拜访一位诗人，我对市区的路径不甚了然，他就给我做向导，他知道哪条路是捷径，哪条路设置了单行线，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可以在黑灯瞎火的拐角处告诉我哪些地方有坑洼，哪些地方有一道高坎。他像熟悉自己的手那样，熟悉温州城里的每一寸地方。

见过王手的硬汉形象之后，你大概会断定他像海明威那样，对笔下的人物毫不手软，非要弄死几条人命。但王手不是，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该留一手。我读他的小说，总感觉那些人物像是在走钢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结果呢，紧绷着心弦读到结尾，作者还是引而不发。《双莲桥》《软肋》《阿玛尼》写得险象环生，最终都是以化险为夷收场。他喜欢写那种“江湖中人”，而且对他们是倾注温情的。我总疑心，王手当年也干过这些活儿。有时我甚至会作此遐想：如果王手不写作，他可能会做什么？他可能会是一名健美教练、民间拳师、传道者、居士、鞋店老板、江湖大佬吗？有一回我问王手，你眼中的江湖是什么样子的？王手说，江湖是没有的。又有一回，他说，江湖是有的。他在《软肋》里对“江湖”作了这样的诠释：“有些事，放在规章和措施上，都是解决不好的，一旦染上了江湖的色彩，就不一样了，就有了另外一套程序，简单起来非常简单。”

王手也是那种“简单起来非常简单”的人。他酒量好，但不跟人拼酒；他力气大，但不跟人较劲；他能说会道，但不喜欢夸夸其谈；他看上去五大三粗，但心细如发。一个可以用肌肉说话的人，为了避免给人造成强势的错觉，常常会尽量降低自己的声调、斟酌自己的措辞。他给我发短信，口气总像是跟你商量一件事。有一回他大清早发来短信，先问一声：“东君，起床了吗？能否跟你说个事？”我以为有什么重大事件，一问才知道，他是让我把本年度发表的作品上报作协备案。他为人审慎细腻的一面，由此可见。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会惊扰到你，他会尽可能动用几根粗壮的手指给你发一条短信。他喜欢把自己的声音藏起来，就像他习惯于把双手和双手所携带的力量藏到口袋里。

当一只手戴上拳击手套，它的力量就凸显出来了；当一只手戴上绵软的手套，它的力量就收了起来。在王手作品里我能看到这样一双独异之手。这样的手，既能打老虎，也能捉跳蚤。我因此而记住了王手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