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这部诗集编得不错，也相当重要。许多诗选将送去造纸浆，但我想这本会留下来。从《唐诗三百首》到《先锋：百年工人诗歌》，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到“钢，当作泥巴捏/火，当作风景看/干活，一段少林拳/下班穿过城市”“弱不禁风的年代/才瞧不起这个工种/而一九一七年/这些铁匠/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锻工房》）。
但丁、白居易都是贵族或以贵族为荣，而惠特曼、波德莱尔、布罗茨基等都当过工人。卡夫卡是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员。“事实上，每首诗都像工作那样开始，但有望以魔术告终。每个周六和周日早上，我不用在工厂里拿锤子和扳手来干活，我坐下来，构思一首诗，写上几行，等待灵感，它迟早会来的。就像我给自己施了咒语，我的潜意识在起作用。这情形好比我在做梦，但这是一个我可以控制的梦，每写一首诗我都学到一些东西。这就像我去了一个地方，接受神灵或缪斯的赐予，每次写一首诗，我都从中多学到一点东西，并且多年以来，在我正在创作的这种大工厂的诗歌中，我努力探索，走出新路，在此过程中，这种知识，这种技能，是建立在每一首诗本身之上的。做一个工人诗人很够了，没拿文学博士学位，穿着白衬衫坐办公室，而是遵从我自己的狂热的、更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我这个操作工每周48小时锤打和切削钢铁，然后坐在桌旁写诗，独一无二。”（美国工人诗人弗雷德沃斯2015年访谈）这也意味着，诗不再是某种“宅兹中国”的地方性事业，而是一种全球行动，甚至在主题上都有某种全球性。
我16岁的时候，被国家分配到昆明北郊一家工厂去当工人。我本来以为会像我父母那样，上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但是在1966年，我的命运被强制地改变了，脱离了经验中的常规路线，走向一个标新立异的方向。我记得1970年11月的一天，我背着一个背包，里面捆着被子、枕头和床单。我提着一只沉重的木箱子，里面装着一套换洗的衣服、一个笔记本、一块肥皂和两三本初中的教科书。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运走了我们的行旅。我们排着队，步行了两个小时，走到工厂。我记得我们在大门口站着，好奇地看着那些穿着粗帆布工作服的工人走出走进。我不知所措，工人阶级是我完全陌生的一群人。我出生在教师与干部的家庭里，衣食无忧，满脑子都是书本。现在，忽然有人叫我去领工作服，接着，我领到一套蓝色的粗帆布（其实就是牛仔布）工作服、一双翻毛皮鞋、一双白帆布手套。那衣服厚重僵硬，穿在身上，我几乎无法动弹。
我与工厂格格不入，我非常害怕这里，尖锐、冰冷、危险、喧嚣，纪律严明、时间无情。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但我终于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工人，学会了许多技术。甩大锤、烧电焊、氧气切割、磨钻头、开天车、修理电器……我变成了一个每天动手的非常灵敏的人，可以把一辆自行车全部拆开再装配起来。而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我是在工厂的实践中领悟到西方文明，然后才在图书馆再次证实那些道理。比如海德格尔讲的尺规，我在工厂经常看图纸，感觉我的世界是在一张图纸上。而在我少年时代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图纸。木匠打家具，从来没有图纸，只是靠经验，大概就行。我这一代人的工厂经验，是一种更深刻的“拿来”。如果五四时那些知识分子“拿来”的还是书本、概念，那么在我这一代人，西方已经不是别处、彼岸，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了。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我相信现在的蓝领，读卡夫卡不会太费力。我在工厂工作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被时间控制起来，几乎成了一个害怕时间、坚决地遵守时间、为时间焦虑的人。后来读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我经常会想到游标卡尺，他也当过车工。我也学会了动手。我后来喜欢说“在场”“手边”“拒绝隐喻”，不仅是读书的结果，而是经验的结果，在工厂如果说话总是言此意彼的话，你无法干活，容易出工伤事故。语言必须精确地直指事物。你不能说锁链，得说三环链。30年后，我在美国弗蒙特写作中心，发现那里的每一位诗人和艺术家首先都是工人，他们修汽车、切割钢板、干各种活计。我在一盘录像带里看见德国画家基弗，穿着灰尘扑扑的白色工作服，开着吊车。我的朋友、美国后纽约派诗人罗恩·帕特就是这样，他花五年时间自己盖了他的林中小屋，这位教授自己修理他的汽车。
工业化意味着汉语诗人现在是与乔伊斯、卡夫卡、金斯堡、波德莱尔们在同一时空中写作，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工人诗人天然倾向于左派，“列宁旗下的一个班”。汉语的疆域已经扩大，现代汉语能否穿越时间还不知道，但已经可以编一本书置于书架，起码不是陈词滥调。山水中国的文人诗现在出现了锻工、车间、流水线、螺丝钉这些词，这才是新诗的先锋——现代性。
卞之琳曾经批评新诗“新瓶装旧酒”。他说得对，许多新诗到今天依然在新瓶装旧酒，写的是现代汉语，意识深处依然是才子佳人、夕阳流水、甚至鲁迅深恶的“花边文学”。这本诗集在百年中国的文学史上相当重要，是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就诗来说，工人并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现代精神，现代性其实就是一种审美唯物主义，但这主要是一本抒情诗集。这种矛盾的呈现，正是这部诗集的价值所在，工人、现代性拒绝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新诗天然被赋予了一种左派气质。这也是这部诗集某些篇章（第四集）偏弱的原因，作者们似乎又回到感伤去了，工人被作为一个题材而不是现代性。
读者或许会将它看成一部次要诗集，他们期待某种所谓的纯诗。他们不知道，诗不在于修辞纯否，而在于教化之功。“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世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朱熹《诗集传序》）就诗人而言，当然可以写不教之诗。但是就诗集而言，如何教化、教化什么，必须考虑。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流传，因为他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教化。
诗在技术时代依然保持着优势，当艺术的灵性日益被复制取消，走向商业、儿戏，诗依然无法被复制。技术已经复制了几乎一切，包括基因，但诗依然每一首都独一无二。新诗连格律的束缚都没有，是自由的蓝调。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卡夫卡）是的，幸福必须再次寻求。
“别只走自己的一边，你得两边都走。”（马塞尔·杜尚）工人诗歌值得研究，我想，现代性在中国不仅仅是些概念，也可以从研究这些当过工人的诗人的诗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