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而言，成长是痛苦的。在曹文轩的《青铜葵花》中，儿童遭遇的苦难是物质的匮乏和现实生活的困窘；在《孤女俱乐部》《我的妈妈是精灵》中，秦文君和陈丹燕书写的是遭遇家庭不幸的儿童生活和精神的痛苦；在常新港的《独船》中，石牙的父亲没有倾听石牙对友谊的呼唤，最终酿成了石牙的悲剧。

成长的伤痛是常写常新的。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所有的少年儿童都是“边缘者”，他们未获得社会性的认同和人生的主导，也还未形成完整的主体性。成长的艰难时刻在于确认和融入，孩童们是置身于主体“凝视”下的边缘者。

在作家徐海蛟的《亲爱的笨蛋》一书中，探讨的正是关于成长的伤痛与超越。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一老一小两个可爱的“笨蛋”，在东海边的落虾岛上展开人生传奇。爷爷于大岚痴迷于画画，不通人情世故，因为在别人家外墙上涂鸦，被人敲破过脑袋、打折过腿，却依然“不知悔改”，人称“于老颠”；孙子于一宝虽然聪明，数学、语文一点就通，但同样“不懂事”，凡事都要执拗地问个“为什么”，得罪了老师和学校，被同学孤立，人送外号“木大”（笨蛋）。受尽白眼，遭尽冷遇，命运的风暴剧烈地击打他们，却未能改变他们对真与善的执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爷孙俩在这座小岛上被人嫌弃的“天真”，当化成画作和诗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时，却得到了世人的接纳和喜爱。孩子们向大人渴求着自己的自由与权利，而大人应该正视孩子的内心需求。感受孩子的困惑与抗争，给予尊重和理解，或许是作者写下这篇作品的主旨。

作品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年级下学期，语文老师让孩子们开始写段落。老师强调，段落前必须要“空两格”。第二天，全班26个人，有2个没写，3个没有空两格。经过一一批评规训后，所有的孩子都改正了“错误”，唯有于一宝坚持不改。老师认为这是于一宝对她的权威的恶意挑衅，用尽各种手段“收拾”于一宝。而作为于一宝成长路上“引路人”的小李老师，则认为可以听听孩子的想法。原来，孩子的天真想法是“为什么要空两格？空两格是浪费。要爱惜纸”。于是，小李老师带于一宝来到逼仄的杂物间，给孩子演示了开窗和不开窗的效果。此后，于一宝写句子再也没有顶格过。

同时，作品也小心翼翼地触及了“恶”的问题。儿童文学不是伊甸园，可以以足够的深度和社会的广度来触碰人性之恶，如果一味回避，很可能丧失向文学的最深处求索的机会。《亲爱的笨蛋》既表现了“受难者”的无辜，也表现了“施难者”的无意。比如，纯真的于一宝对来学校视察的县教育局领导好意提醒，“伯伯，你裤子的拉链没拉”，最终让夏凉小学失去了获评全县A类学校的机会；比如，在台风来袭的暴风雨中，明明是于一宝撑船救了同学陈上海一家和同学于勇，可是因为于一宝是“坏小子”，于勇是“好同学”，学校就认定是于勇做了好事。苦难接踵而来。父亲友福和舅舅出外海打鱼，一去未归，作家对情节的设置与安排绝不是任意为之的，“祸不单行”的结构安排将人物放在矛盾的顶峰，把人物抛掷在极限来展现人物性格。被排斥、冤屈、丧父，所有的苦难最后都成为了主体感受最强烈的情感记忆。

在于一宝对现实彻底失望而辍学之际，小李老师又一次救护了他。她找到在市场上摆画摊的于一宝，给于一宝讲了一个失去双亲，和外婆相依长大，跟着戏班子东奔西走，才明白待在学校最好的小女孩的故事。这个女孩就是小李老师。“现在他才明白，生活很大很大。他的生活里，其他人也在生活，他吃了一些苦，其他人也在吃苦。这个发现这么好，好比一个一直认为独自走夜路的人，发现不远处有人提着微弱的灯火也在走夜路。”这是于一宝的内心独白。

成人文学中，个体遭遇苦难往往通过个体自身的救赎来完成；而儿童文学需要引路人，他们是儿童泅渡心灵激流的引渡者。功能性人物同时丰富和扩展了文本的叙事空间，推动了叙事的方向和节奏。最终完成于一宝的自我救赎的，正是他把对世界与众不同的观察角度写进了诗里，把纯真和自由写进了诗里；而他陆陆续续给小李老师看的50多首诗，最终被老师推荐给了一个文学大奖赛，获得了名次。禁锢这个少年、给他带来苦难的东西，却恰恰成就了这个少年。而海岛的少年走出小小海岛去领奖的路途，正是他告别禁锢，告别苦难，走向更远更大的地方的开始。

超越苦难，并不是苦难会自动消失，而是在精神的天平上找到了抗衡苦难的力量，并将这力量付诸行动。苦难犹如大浪淘沙，当一切浮浅的东西都随风逝去时，人性中最有价值和珍贵的东西沉淀了下来。那就是爱、希望和勇气。《亲爱的笨蛋》这本书绵密有力，富含小读者们喜爱的故事性、悬念感和饱满的故事细节，以对儿童生命感同身受的体验、理解和认知，呈现出了一种纯粹的童年叙事。大量满载童心和儿童式感受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