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写作者的精神同构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有一类诗人，“当他显然是在自己内心中进行创造并且创作出正是符合他自己自觉意愿的东西的时候，却仍然完全被创作冲动所操纵，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有一种‘异己的’意志，正如另一类诗人意识不到在那种‘异己的’灵感中，实际上正是他自己的意志在对他说话”。我对他所说的“异己的”意志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种所谓“异己的”意志,如果是相对于所有的诗人而言，恰恰是一种普遍的意志。这种普遍的意志引导了人们对心理和精神的同构，让诗歌返回生命最深的源泉。这就是好诗的标准。
一首好的诗歌，首先面临的是艺术真诚的问题，这是人类心理和精神上最底层的一种同构。而一首诗歌是否真实，主要取决于诗人的内心如何抵达。诗歌的真实性问题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无论如何被写作，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为什么又说取决于诗人的内心如何抵达？这其实就是一个艺术真诚的问题。如果在诗人的写作过程中，诚与真占据了主导，那么他所选择的题材、结构、技巧甚至语言都将是真实的，反之亦然。所以，诚与真乃是检验一首诗歌真实与否的重要标准，这种真诚主要体现为诗人对其人生经验（生活的和文化的）所采取的态度。
一首诗歌的好坏与否，并不在于诗人如何运用知识体系、语言和修辞技巧建构了它，而在于诗人能否化个体思想的深刻或人格的独特为普遍经验或心理的感性再现，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和心理同构。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每一个经历过或在想象中经历过类似场景的人来说，都是那样明朗和适意，然而其意义又绝不仅仅是让一个读者在其感官上得到这些理解，我们从中更可以想见陶氏的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因此，一首好的诗歌，一定会从思想的深处反衬出诗人人格上感性且纯真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为诗人主体对生活、社会以及文化经验天然感知和后天认知的强度，及其对汉语本身所具有的美之特质的巧妙把握，比如李白的《将进酒》《行路难》，杜甫的《登高》《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亚洲铜》，昌耀的《斯人》《慈航》，骆一禾的《灵魂》《壮烈风景》等，无不如此。当然，理性的一面也不可或缺，只不过它有时候是以潜在渗入的方式出现。诗歌就是这样，当感性与理性以一致之思在诗歌中缔结为一的时候，总是能够对读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诗歌创作与生活经验、文化经验之关系
诗人与生活的关系，可以类比为两种情形，那就是“上山”与“下山”。“上山”的诗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清醒的，一方面，他们的“上山”大多采取的是主动远离尘嚣的姿态，另一方面，他们“上山”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下山”。他们并没有忘却尘世，并不是真正的“跳出三界外”，而是选择一个更好的角度，来“俯视”和“掌控”人生之于写作的秘密，以及思考如何跳出经验的强大来还原自己。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所有的诗人最终都难以逃脱“下山”的命运。
诗人“下山”，说到底就是回归生活和本来之“我”，回归到其诗歌与各种经验的关系，其中尤以诗歌与生活经验、文化经验之间的关系最为紧要。受到诗人“下山”的启示，我认为诗歌创作的来源也应该有两个，那就是生活和文化。
一直以来，诗人和批评家所强调的多是前者，因为生活经验是最直接也最容易渗入到诗人的写作中的。但是文化经验之于诗歌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生活经验，文化经验也可以成就好的诗歌，在多数情况下，它表现为一种理性之思。它为诗歌创作提供土壤，其对诗歌的渗透，会提升诗歌的品质和涵养。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是融生活经验和文化经验为一体的诗歌，比如《将进酒》，虽然从现实中的饮酒情事出发，却是抒发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文化情怀，或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对现世的绝望出发，构造一个完美、虚幻、理想的世界，其中潜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情结。
但凡说到生活，大家通常都认为它是世俗的。但对于诗歌而言，生活所表现出的恰恰是其神圣的一面。这种神圣并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让人顶礼膜拜，而是体现在它常常能让写作者通过写作发现对生存的敬畏。诗歌让我们体验到这种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神圣不可侵犯。当生活向我无限敞开的时候，我首先是惊喜，因为它带给我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然而，一旦关涉到我的诗歌写作，我就会有些犹疑甚至力不从心，因为要将生活体验转化为诗的形式，于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涉及到一个诗人体验生活的能力，将体验转化为语言的能力，调动语言来表情达意的能力，将语言组织成诗歌的能力，对一首诗布局的能力，使诗歌巧妙外化的能力，甚至还有考虑诗歌将来如何被传释的能力。
对于诗人而言，生活经验是强大的，因为它直接占据了诗人的时间和空间，并且是随时随地占有。而文化经验是一种后天的觉醒，最初只有在诗人主动靠近它时才能对他起到暗示的作用，许多人因此认为，生活经验才是最深植于诗人内心的经验。事实上，一个诗人如果不想主动去发掘其生活经验，那么生活经验就是一种多余的外在。文化经验则不一样，一旦你接受了它，不论你去不去主动关心它，它都在你的思想深处烙下“阴影”，它让诗人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如果你主动接近它，它也可能为你的诗歌“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深刻。综合来看，生活经验之于我的诗歌写作，多数情况下带来的是对生命原质的一种燃烧，而文化经验之于我的诗歌写作，带来的是思想的超拔。有时我们无法认识到这些影响，那是因为它们有时对诗人相当苛刻，并不总是轻而易举地为写作者提供意想不到的惊喜。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认为，生活乃是一个“我在许多方面都未体验过的实验”。有些人间情事，别人已体验过，但对自己丝毫无益。有价值的经验，一定是前人没有提起过的。对于诗歌而言，梭罗的这番话有两点启示：第一，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诗歌所书写的一定是独特个体所经历的、或生活或文化的、或有意义或无意义的经验；第二，诗歌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攫取个体生存经验中独一无二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人类生存经验的共性，然而在表达情感时它又具有普遍上的意义。这似乎是诗歌在表现上的一个很奇特的悖论。
我的相当一部分诗歌的诞生，都有赖于文化经验所带来的“凌空蹈虚”。不可否认，这样的诗歌带有很大程度的哲思性，但我更想在诗歌中突出个人的感性意识，这种感性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我对文化经验的直觉把握，另一方面凸显了我对诗歌美感理念不可或缺的认同。而生活经验之于我本人，可以类比为野火春风与山草的关系：一时间它将你炙烤或点燃，让你忍受它的高温，或将你化为“灰烬”；一时间它又让你恢复存在，并且与你保持清爽的关系。很显然，炙热焦灼的诗歌来自生活的“野火”，宁静安逸的诗歌则来自生活的“春风”。
文化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合力，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导致诗歌的另一种走向，即解构。生活经验往往会给予原“故事”某种建构，而文化经验可能会促使生活经验向原来的方向挺进，也可能会让事情发展走向相反的方向，促使原“故事”土崩瓦解。但不要片面地以为，是文化经验导致了这种结果。如果没有生活经验对原“故事”的建构，那么解构也就不会出现。总之，这是两种经验合力带来的妙果。如果这一局面是通过诗歌的方式加以呈现的，那么解构的诗歌便出现了。可以说，诗歌是使解构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并且在实际应用中也比其他体裁表现得更有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