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90年代末及至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学可以谓之大众狂欢的时代，借助网络与影视，通俗文学悄然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抚慰了人们空洞化的情感与心灵。然而，打着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某些戏仿、颠覆红色经典的伪历史叙事也成为文学与影视合流的一股思潮。消费主义、偶像经济、饮食男女、日常生活和奇幻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主流，小品化、娱乐化的作品越来越多。

很多非军旅身份、缺失相关生活经验和情感且对该领域缺乏精深研究的创作者在资本的裹挟下，介入军旅和战争题材的电影和小说创作，带来了新观念、新方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有的创作者自己都不能理解伟大的家国情怀，不明白什么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而牺牲；无论表现哪场战争，都要搞几个不伦不类的梗和段子，都要来一段多此一举的感情戏，非要把男主为国家民族牺牲奉献的精神改换为对女主的爱情；主体故事都要围绕着小资情调、精致生活而展开，奋斗的艰辛也被替换成金钱的逻辑。上述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为了观赏性和为了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社会思潮的变化、资本的推波助澜才是主因。

以影视为例，几乎所有从业人员，从小到大接受的专业知识和教育都是美国好莱坞式的，接受的都是西方的审美方式和技术路线，中国本土的文化立场、美学传统和叙事方法早已中断，所以只会按照西方的标准、立场进行创作生产。即便是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也只能按照西方的审美和方法进行剪裁和重塑，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距离我们曾经的时代主潮、集体记忆相距甚远甚至南辕北辙。新自由主义经济文化横行多年，资本日益膨胀，“告别革命”成为社会的主流，以“去政治化”和“无阶级”为主题的作品大行其道。哪怕是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也丧失了政治立场，不再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甚至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谈论革命、政治、战争以及军旅生活了，因为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占据主导地位，对大众和精英完成了广泛的精神收编和意识形态改造，表层上看是在缅怀革命战争历史，深究其里，也能嗅到一种怀旧式的、一次性消费的味道。

二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战争叙事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到处充斥着西方式的人性观念和好莱坞式的英雄模式。创作主体秉持现代性的眼光，站在思辨、反省、批判的立场上，通过描写战争的残酷与荒诞，来控诉战争本身给敌对双方造成的伤害与痛苦，以此传递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反战”的思想。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题材小说和电影，为了标榜国际视野、创新表达，试图打破意识形态的藩篱，跳脱民族主义的狭隘，宣扬博爱与普泛的人性，推崇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与个人英雄主义。好像不如此，就不够时尚现代、不够洋气高级、不够深刻纯粹，就无法与国际接轨；也唯有这样，才能突破主旋律叙事的瓶颈，赢得更多年轻受众的青睐。

这样的作品，尽管被贴上商业片、类型片的标签，追求的是娱乐效果和感官刺激，走的是迎合市场的路子，看后给人的感觉仍然非常不舒服；尤其是对战争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而言，情感上和思想上都很难接受、认同；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会误导年轻一代读者、观众的历史认知和情感结构，说到底还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诚然，战争的残酷、对日常生活的毁灭、对个人命运的打击、对肉体与精神的戕害，都是深重且不容回避的，然而这种观照与反思不应以模糊战争的性质、取消正义与非正义的属性为代价。按照西方式的人性与英雄性去检视、拣选、形塑我们的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单纯地用个人的立场、个体生命的经验和民间的微观视域去表达、建构战争这样一种极宏阔复杂的历史存在，也是不够完整充分的。这种理解的窄化、思想的僵化和精神的矮化，在某些战争题材电影和电视剧中，体现得极为明显。由于历史观的含混暧昧，战争的正义性亦成为被悬置的问题。

三

我们当下的战争叙事，对个人性、小人物的强调和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只有通过个体经验和小人物视角，才更能够表现真实的战争历史。拉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看，这种叙事伦理的嬗变显得意味深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个人和国家民族中间，曾经被重点强调的集体概念早已被抽空了。现如今，小说和电影里的英雄大都是孤胆英雄，并肩战斗者大都是基于个人情义的、带有明确利益和情感指向的小团体关系。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思维和方法，而中国本土的美学传统和民族形式已经很难看到了。

随着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美学和叙事方法被逐渐疏离和扬弃，我们的战争叙事中，除了那个越发高蹈的国家民族概念，便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形象，作为中间物的“集体”消失了。与之相对应，鲁迅笔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道德意识和伦理情怀，也逐渐式微。我们的战争题材小说和电影已经很少再理直气壮地张扬集体主义英雄观了。在很多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只有个人，只有个体生命的关系，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同袍之义、兄弟之情，是由特殊小团体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同样是书写小人物的故事，同样是观照个体的命运，我们来看看新时期之初、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怎么表现战争中的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高山下的花环》其实并没有多少战争场面的描写，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在于战争结束后的抚恤环节，让读者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英雄的意义和人性的光辉，直面并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高山下的花环》通过现实生活中有原型的故事，通过几个矛盾突出的人物，通过对人性崇高一面的书写，很好地讲清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人民军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从人民中来的、由人民群众组成的，这是人民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根源所在。同名电影里，连长梁三喜那句深情的自白：“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可谓振聋发聩，震撼人心。这种对于人民性和历史总体性的强调，可以上溯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和美学传统。“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中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受众，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精神基因。

再来看看陆柱国于1952年底创作的中篇小说《上甘岭》是怎样塑造英雄、表现人性的。这篇几乎与上甘岭战役的进程同步、创作于坑道里的小说，选取了上甘岭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坑道战部分。小说的重点是表现我志愿军战士是如何凭借优良的战斗素养和钢铁般的意志，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最终赢得胜利的。小说聚焦一个连队真实的战场处境，表现了志愿军指战员不畏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体、超越死亡、超越极限的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凸显了国家和军队的整体形象，表现出对崇高美学的极致追求。在战争环境下，崇高的力量在于，能够克服、超越人性中平凡甚至卑下的一面，进而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利益、时代精神和历史使命勾连起来。由此，受众对作品中人物个体命运遭际的同情与关切，最终移情到对宏阔历史与政治诉求的理解与认同上来。

四

“红色经典”小说传递出的积极乐观的浪漫精神与作家切入战争的立场相关——作家们始终坚信战争的正义属性和终将胜利。为了集体的诉求、国家的利益、民族的意志，个人的某种牺牲只要有价值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崇高而神圣的。它表现为将过程的苦难对接到结果的意义中去，将个体生命的价值融入到集体胜利的认同中去。而对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作家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尽量避免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英雄人物不会轻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更大的胜利场面去冲淡它的悲剧气氛。即使不可避免的要写到死亡，也是把它当作激起仇恨的一个情节链条。英雄的死不能引起传统悲剧中的恐惧效果，因为“悲观和恐怖”不是一个坚定革命者对待战争的应有态度。作家勉力张扬的是一种悲壮感、崇高美。

当战争最终以辉煌胜利宣告结束时，人们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随即达成，所以集体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成为具有统摄性的创作基调和美学风格。新时期以降，学术界尤其是文学史家对于“红色经典”的这种美学风格、写作伦理，也颇多质疑和批判声。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历史小说”，更是直接颠覆并解构了“红色经典”所描写的正统的、线性的革命历史以及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战争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偶然性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的开掘，为以往单向度的革命历史增添了某种暧昧与不无吊诡的意味——已经“历史化”了的战争历史遭遇了来自文学的重构或曰重新阐释。

然而，我们终究不能绕开历史背景和战争语境去空谈一种文学理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范围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那是一种战时的文化心理和状态，是血与火的激情燃烧，创作者渴望从文化、文学上建构新中国的合法性。尤其是，创作者大都亲身参与过革命与战争的进程，他们书写的是真实而切身的生命经验。这与当下的作家跨越时空的阻隔重新审视、想象、建构战争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十七年时期的电影还是中篇小说版本的《上甘岭》，现如今回头看，都是极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美学范式是如此美妙，表征着一个新生国家最浪漫的文学想象和精神建构。这种声画对位的象征性手法，在2021年打破中国影史票房纪录的电影《长津湖》中得到重新借用，政治话语、革命立场和集体主义美学、集体英雄主义的叙事方法也得以重现。除了个人、个人英雄主义之外，还有另一种英雄主义，这是追求崇高、不惧牺牲、敬畏使命的英雄情怀，是无数人共同协作的集体英雄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战争叙事亟待重建中国式的人性与英雄性。

五

2019年，电影《中国机长》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构筑于中国式的人性与英雄性基础之上的、久违了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影片并没有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窠臼，没有一味地凸显机长个人如何冷静沉着地处理事故，而是塑造了一组人物群像，讲清了不同的角色如何发挥各自作用、集体协作，最终克服困难、摆脱困境、拯救生命的整体过程。事实证明，电影对人性真善美的张扬，对集体英雄主义的坚守是成功的。观众感动的泪水和自发的掌声，不仅仅是献给机长个人，也包含了对这种集体英雄主义的认同和赞许。这样的人性与英雄性，难道不感人、不高级、不深刻吗？

21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学一直在书写一些变化的东西，极力挖掘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变量与新质。然而，部分重返战争现场、重新解读历史、重塑英雄形象的作品，其实是秉承着现代性、后现代性意旨，按照西方的人性观和英雄观重新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常量与本质的续写，不应被弱化而是应该持续加强的。2021年，读过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我忍不住去思考“远去的白马”到底象征着什么？主人公赵秀英身上到底承载了哪些东西？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革命历史的元叙事。作家试图带领读者回到革命的原点，把历史总体性的书写重新置于所谓纯文学的价值判断之前，让小说的虚构叙事更加具有历史认知的本质性力量。小说一直在探讨初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组织的运作、政委的作用，尤其是像赵秀英这样一个“编外政委”所发挥的精神引领的强大力量。这一点恰恰是很多战争小说和影视剧所缺失的。

无独有偶，在电影《长津湖》中有一处“变化”让人眼前一亮，党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被浓墨重彩地重新指认。事实上，志愿军战士之所以具备“能聚能散”的特种兵素质，能够通过惊人的组织纪律性和牺牲奉献精神完成战略任务，恰恰得益于部队特殊的背景、文化和体制。电影开头，指导员告别美丽的妻子、骑着自行车从大上海赶回前线，这一不无浪漫色彩的桥段背后是有志愿军特殊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作为支撑的。

进入新时代，当我们重新理解、认知和想象战争时，迫切需要改变以往那种高度西方化的、高度好莱坞化的战争观念，不能盲目地取消战争的正义性、取消人民军队的政治属性和道德伦理。对中国式人性和英雄性浓墨重彩的表达，彰显的是集体英雄主义的磅礴气势，张扬的是绽放人性光芒和精神力量的大写历史和大写的人。这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英雄血脉的赓续，是“红色经典”留下的文学传统和精神遗产，也是新时代战争叙事值得借鉴、汲取的成功经验和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