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杨老杨宪益（1915-2009年），因为《红楼梦》。
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斯刚出版了英译《石头记》（1973—1986年出版全本五巨册）。两年后，中国也出版了英译《红楼梦》（1978—1980年全本三卷），译者为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两部《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问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里程碑。霍氏为意译，杨老是直译，代表文学翻译的两大方法，两个译本的不同特点与效果，是数十年来海内外学界持续多年比较评论的课题。
杨宪益对中国文学英译的巨大贡献，远不仅《红楼梦》而已。
在半个世纪里，杨宪益与妻子联手，1000多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著作翻译为英文。范围涵盖先秦古文、敦煌变文、唐代传奇、唐诗宋词、宋明评话、清代小说、近现代文学的小说戏剧杂文等各种文体。作品自《诗经》《楚辞》《史记》《资治通鉴》，到《长生殿》《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到《鲁迅选集》《阿Ｑ正传》《白毛女》等大量古今名著。作者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巴金、王安忆……一系列中国文学史上各译著，时间跨度长达2600多年，数量多达百余种，列出名单洋洋洒洒，前文只是随手拈来而已。
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对杨氏夫妇的评价是：“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若无他俩极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由此可见杨氏夫妇在翻译界的崇高地位与卓著声誉。
除了英文，杨宪益还精通拉丁文、古希腊文，英籍的戴乃迭则精通古法文，两人还将多部这些西方古文的名著翻译成中文，如拉丁文的古罗马诗、希腊文的荷马史诗，从中古法文译出的法国中古史诗等。
杨氏夫妇所翻译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不少曾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对西方世界认识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授予杨宪益荣誉会员或院士称号。
2009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当代中国翻译界的最高荣誉奖项，仅季羡林、杨宪益二人获得。
杨老也就在当年离世，说他们夫妇“几乎翻译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当不为过。事实上，今后或许再难以有人当得起这一荣誉称号了。
一代才子
杨宪益一生，太多精彩，以下仅是略记点滴。
杨宪益出身望族，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文赋，12岁就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破绿杨烟”的诗句。又好读老庄、笔记公案小说及武侠小说。13岁入天津新式教会学校，英籍教师均出自英国名牌大学。他晚年回忆说：“到了上高中时，我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通常我每天读一至两部，因此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19岁到伦敦，仅苦读5个月，就通过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
在牛津大学，杨宪益与英籍女生戴乃迭相恋，他为了她转读英国文学；而她原攻读法国语言文学，却为了他转攻中国文学，是牛津大学取得汉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牛津大学毕业后，杨宪益拒绝了去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决定回到战乱中的祖国。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想过离开中国。”杨宪益晚年受访时说。
1940年夫妇俩一起回到抗战中的中国，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任教，颠沛流离，生活困顿。1943年两人进入重庆由梁实秋负责的国立编译馆，开始以英译中国经典为终身事业。1949年，两人婉拒了时任国民党教育次长杭立武的赴台邀请。新中国成立后，夫妇俩应在北京主持外文出版社的刘尊棋安排，调入该社从事专业翻译（按：1941年刘尊棋曾一度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主任，80年代末刘老曾率团访问，笔者有幸在仁定巷报业中心参与接待）。
除翻译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经典，夫妇两人还负责翻译大量的领导指示与文件。“文革”中遭诬入狱四年，出狱后夫妇两人又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翻译名著积叠起来足与人身等高，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打油诗风与性情
杨宪益在翻译事业上的不凡成就，既是功力，也是语言天分。对杨老的翻译世界，笔者才疏学浅，实难涉猎，岂敢置喙。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他晚年写的打油诗，这是一个展现他文人性格才情的个人世界。
民国以来，许多新文化人都爱写打油诗，如胡适、蔡元培等各大名士，都有此一手，周作人更以打油诗（又自称“杂诗”）闻名。当代名士启功也写了不少打油诗，如其著名的《自撰墓志铭》就是。
杨宪益1972年获释，牢狱归来，以诗言志，从此诗情勃发，专写打油诗。他出狱后最先写的《狂言》诗云：“兴来纵酒发狂言，历经风霜鳄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就已显露他的打油诗风与性情。
杨老的打油诗，无论自嘲或记事，都是“寓庄于谐”，于嬉笑怒骂中讽喻世事，但始终有其理想情操，是生命中一种“含着眼泪的微笑”。如嘲讽时人世事的《时装表演》：“时装表演正高潮，楚国而今爱细腰。莫怪婀娜多作态，只因身着窄旗袍。”又如以自嘲讽世的《住公寓有感》：“一生漂泊等盲流，到处行吟乱打油。无产难求四合院，余财只够二锅头。人间虽少黄金屋，天上修成白玉楼。堪笑时人置家业，故居留得几春秋。”
再如《晚年》诗：“蹉跎岁月近黄昏，恃欲轻言无一能。呐喊早成强弩末，离群犹念故人恩。”写来豁达，有情有义（念故人恩），并不自艾自怨。
杨宪益晚年，在其北京家中墙上，挂有京城名士王世襄书赠他的一幅赞语：“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他却自注称：“难比圣贤，冒充名士；不甘寂寞，自作风流。”
写来旷达幽默，却又有棱有角，尽是学识性格才情的交集流露。只是他的寂寞和风流，又有多少人知道？或许，他本来就不放在心上。因为看透，也就无所谓了。
手稿机缘
杨老的才情与性情，令人心仪。杨老生前，共有五本和他有关的传记出版，先后是：
1. 杨宪益：《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书名意译），意大利文译本，意大利出版，1991。
2. 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文译本，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3. 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4. 杨宪益：“White Tiger：An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中译：白虎堂照命），英文原稿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5. 雷音：《杨宪益传》，作者自费出版，2004.07（2007年香港明报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这五本传记中，三本署名杨宪益者，其实都是同一部作品，因原稿为英文，至于意文和中文本则是他人的译本。
这份英文打字机原稿，为杨宪益生平唯一亲撰英文自传，是1990年他应意大利友人（一位但丁学会学者）而写，英文原稿当年已寄意国。另两本中文传记，则分别是邹霆和雷音两位作者所写，是根据他们各自和杨老交往所得加上其他材料整理所撰。
由此可知，杨宪益生前并未写过中文自传，然而，2015年笔者却有幸得遇一批杨老亲笔所书的中文自传手稿！这批手稿，原为二十多年前杨老写给其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邹霆，为其家属释出。
随稿件附有一件信札连原封，信札内容为杨老应邹霆要求，补写1976年到1984年10月重返牛津大学讲学经历。信封只写：“四楼中国建设中文版编辑部邹霆同志/杨”，显然是由人直接转交而非邮寄。
整批手稿，纸本九份，共计96页，题目如下：《我十七岁时写的一首古体诗〈雪〉》《解放战争杂忆》《我与民联》《解放后的风风雨雨（1949—1952年底）》《解放后的风风雨雨（到北京以后到1957年反右运动）》《解放后的风风雨雨（反右到“文革”）》《解放后的翻译工作、外文社、中国文学及其他（到“文革”为止）》《“文革”十年》《过去十年》。由此可知，除第一篇和早年生活有关，内容全是40年代后期至晚年的经历，等于杨老的后半生自传。
杨老当年亲笔写下这批中文手稿，交付邹霆，相信是为了确保与内容有关的人事记述无误，或许也以为该传记全文收录，但邹霆的著作，内容却是以报道文学形式出版。或因当年出版情况考量，仅自这批手稿取材，并未收录手稿原文，故外界也不知道杨老曾有这批中文自传手稿存世。幸亏邹霆将这批手稿全部保留下来。
近年来，相继有不少各式杨宪益传记或亲友回忆的著作出版，但其中只有一部是杨老生前亲撰的自传，唯原稿并非手写，只是英文打字稿。
以笔者目前所见所知，当年杨老写给邹霆的这批手稿，应该是杨老唯一存世的一批中文自传手稿，虽非全传，但涵盖其下半生岁月，已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