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艳阳的学术专著《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研究》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朱艳阳耗费六年光阴，运用心理创伤学的方法探讨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整体而深入地发掘出了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家与作家的心灵困境及其疗伤式的书写。朱艳阳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伍尔夫的女性创伤书写是富有女性个体色彩的，其心灵悲剧在时间上是持续的，在内容上是复杂的。对于伍尔夫创伤书写的研究，朱艳阳更多地吸收了国外顶级心理学家如卡西·克鲁丝、德瑞·劳伯、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乔恩·艾伦等人的相关论述，她将这些学术成果引入到伍尔夫的研究中来，这些心理学成果的很多片段论述首次出现在本书的译介中介，一方面为本书的系列论述奠定了稳固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增添了本书的学术含金量。朱艳阳不仅从心理学的宏大视域中对伍尔夫的创伤书写进行了整体审视，而且还以心理创伤学的独特视角对伍尔夫的艺术创作进行了创新性审视。

本书将伍尔夫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细致地划分为死亡创伤、性别创伤与战争创伤三大类别，详细说明了伍尔夫的至亲先后离去、兄长凌厉强暴、战争残酷无情对于伍尔夫的心灵所造成的深刻伤害，深入探讨了伍尔夫面对种种现实困境，如何通过文学创作释放情绪、化解困境、治愈创伤，并独到地提出伍尔夫化解困境、释放情绪的三种主要方式。为此，朱艳阳相应举出了伍尔夫的生活实例及作品文本作为印证，比如，本书还运用了多种资料证明了伍尔夫的性冷淡状况，认为伍尔夫的这一情感表现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后天塑造而形成的，伍尔夫的屡次自杀不能仅仅看作是其对于生活的逃避，而是明显透露出了反抗不合理现实的倔强与顽强。本书丰富的材料论证，使得其论述更有说服力。

本书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展现了伍尔夫精神创伤书写的不同面相，指出这种创伤书写的美学呈现。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文学性创伤”源自“医学性创伤”，后者是前者的生理性成因，前者是后者的艺术化表现。朱艳阳分析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的男主人公拉姆齐先生，认为分明就是伍尔夫生父的艺术投射，因此被描写为既具有英国知识分子的睿智书卷气，却也保留着专横的家长制作风、喜怒无常的小文人心态。而伍尔夫对于母亲朱莉亚的情感，则艺术化成为了对拉姆齐夫人贤淑善良性格的描摹展现。朱艳阳的这种文本解读，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分析之后进行的，具有学者的严谨性与文本阅读的深邃性。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性别创伤表现在“对性与婚姻的畏惧”“对传统妇女教育的憎恨”“对女性情谊的认同”三个方面，她以伍尔夫的小说《远航》《达洛维太太》作为文本分析，细致地梳理出了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伍尔夫认为婚姻束缚了女性自由，从而产生了对英国传统塑造女性“贤妻良母”形象的憎恨，并且将这种对异性关系的否定曲折化成为了对同性关系的肯定，进而促成了伍尔夫对女性情谊的认同。而伍尔夫创伤书写的美学主要呈现为“复杂多样的创伤性意象”“纷纭散乱的意识之流”与“多元融合的文体叙事”，而“钟声”“房间”“伦敦”和“海洋”四个意象成为其主要载体。“钟声”是一种象征着死亡的意象，它凝聚了伍尔夫对于时间与生死问题的探讨；“房间”是“指向男权社会的一个隐喻”，“房间”不仅是传统男权社会禁锢女性的空间场所，更是女性追求自我发展的私密空间；“伦敦”则是伍尔夫内心当中的文明寄托之圣地，是高雅情操与典型文明的代表；“海洋”是“人世的险恶与变幻莫测”的象征。朱艳阳对伍尔夫的创伤书写的美学分析很独到新颖，让我们对伍尔夫文本的理解从女性主义拓展到更深的层次，体现出学术的启迪性。

朱艳阳认为伍尔夫的创伤书写并不仅仅停留于对个体受伤情绪的宣泄，而且还熔铸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对纯粹博爱的追求、对共同社会理想的追寻。本书从“向死而生”“超越死亡”两个角度展现了伍尔夫独特的死亡观，固然各种各样的死亡给予伍尔夫深深的心灵创伤，但她仍认为，死亡才能给予人勇敢前行、认真生活的精神力量，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女主人公反复品味生死之真谛，对后世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伍尔夫所倡导的“雌雄同体”，实际上是要追求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追求和谐、幸福、欢乐、祥和、美满的两性关系，在受到某些无耻男性的沉重伤害后，伍尔夫仍旧认为女性应当以不卑不亢的平等态度对待男性。伍尔夫所追求的和谐圆满之社会理想，实质要求人类付出“爱的奉献”，以达成“爱的和谐”。朱艳阳指出伍尔夫“走向融合”的思想是人类友爱和谐的最高境界，人类只有通过互惠互爱，才能推进彼此走向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谐。伍尔夫作品中的这种“爱与和谐”式的融合，不仅是形式上的团结一致，而且更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强烈认同、熔铸，这种“爱与和谐”式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带领人们走出彼此纷争的境况，引领人们走向幸福完满的和美境地。朱艳阳这部专著新见频出、卓思纷呈，既有学术见地，更见扎实材料，对伍尔夫思想的崭新解读丰富了学界对这位女性主义先驱的更深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