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地处赣西北弥王山腹地。典型的江南山水。水是清泉，从密林葱郁的岩隙间沁出，在屋场前汇成溪流，叮咚着奔向修河。山分九脉，高拔雄浑，奔腾灵动。陈家大屋倚山瞰水，气势非凡，结构为砖木，一进两重，不过既无雕龙画凤，也没描金重彩。若不是门前立有乡贤陈宝箴中举后竖的旗杆石、其子陈三立中进士时垒的旗石墩，谁能相信，这就是江南声名显赫的中国文化型大家族“义宁陈氏”的故居？
翻开新编的《辞海》，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在文化史上，一家三代、祖孙四人享此殊荣者，实属罕见。陈家大屋亦称“凤竹堂”，为陈寅恪的高祖父陈克绳所建。略通文墨的他取“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之寓意，寄托陈氏子孙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
这天除了我，还有湖南大学一位老教授带着几位弟子，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拜谒恩师的祖居。老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是陈寅恪的嫡系弟子，得知我是修水人，又是“义宁陈氏”忠实的粉丝，便颇为不解地问道：陈门诸杰离开修水后，为啥没一人叶落归根？我愕住了，竟无言以答，于是，萌发了寻找答案的动机。
二
南昌郊外望城镇青山村。我按图索骥地找寻着陈宝箴夫妇的墓园和“崝庐”遗址。在一块荒山上站定，呈现在眼前的是瓦砾、残砖、碎木和一截隐藏在茅草中的墙基，还有满地荒芜和一对歪倒在旮旯里的石狮子。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一纸来自紫禁城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的皇旨宣告了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宦海生涯的结束。百日维新失败后，作为湖南巡抚、维新变法推手的陈宝箴知道难逃厄运。于是，他异常平静地接受了现实。脱下官服，换上长衫，租了一只木帆船，带着黄氏夫人的灵柩，取道长江返回江西。
昔日同僚及好友帮其在南昌城郊青山村购得墓园一块，安葬好黄氏夫人。又在附近建造了一间陋室，既便于守墓，又能过上安静的生活。陈宝箴命名为：崝庐。崝，古同“峥”。意为高峻，卓越不凡。
义宁陈氏是客家，雍正年间才从福建迁到修水。尽管生活在“结棚栖身，种蓝为业”的社会底层，但垦荒开拓、重建家园、站稳脚跟后，陈氏家祖倾其所有兴书屋、修考棚，并给子孙立下了“成德起于贫困，败身多因得志”的祖训。文化让困居山野的陈宝箴眼界开阔，也立下忠君报国的宏志。
1860年，正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的陈宝箴在一家茶楼目睹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血气方刚、胸怀抱负的他愤怒难平，便毅然决定投身军旅。他投入曾国藩、席宝田幕中。由于才能突现、胆识过人，他仕途颇顺。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有着政治抱负的他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屹立于世界强林，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新。于是他以富民强国为己任，推行新政。原本保守的湖南，一举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也是维新变法的标杆。
闲居“崝庐”的日子，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足不出户。陈宝箴亲笔撰写了对联贴于“崝庐”大门口：
天恩与松菊 人境讬蓬瀛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总戴闳炯率兵从南昌赶往“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接旨后，无言地伫立良久，霎时泪如雨下，默默朝着西北方向跪下，给祖先磕了三个响头，然后给后代留下六字遗嘱：不治产，不问政。此后，陈家再没有一人涉足宦海。
三
杭州九溪十八涧，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茶树勃发出旺盛的生机，摇摇曳曳地将牌坊山染上一层淡绿，几只吱喳的麻雀欢快地划过天幕，于是，整个天地都灵动了起来。陈三立与陈衡恪父子的墓就在两块茶地的接壤处，占地约15平方米，两墓并排，平实而简朴。
乡贤陈三立是“站”着死的。“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客居北平的陈三立是当时中国诗坛的领袖，在民众中有着极高的影响力。于是日本人想招揽陈三立，请他出任要职。凛然正气的三立老人让佣人拿扫帚将其人驱赶。之后，为表抗议，连续五日绝食，最后忧愤而死。
陈三立是光绪十五年（1889）中的进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在短暂的任职期间，他常常与一些有进步倾向的士大夫交游，谈古论今，讲学抨政。后来，毅然辞去吏部职务，跟随父亲到长沙，帮助父亲擘画新政，并加入强学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结为好友。陈三立没有食言，严格恪守着父亲的遗嘱：不治产，不问政。他曾给梁启超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面对父亲的灵柩和一盏孤灯，陈三立发誓从此再不问政，远离险恶的政治旋涡，将毕生的精力与才智，投入到钟爱的诗歌创作中去，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江西诗派。于是，晚清少了一位碌碌的小吏，却立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化大家。
1924年，闻名于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专程到杭州西湖净慈寺拜访了中国诗人陈三立。他不仅给陈三立签名题赠了一本自己的诗集，还要求陈三立也以中国诗坛代表的名义回赠他一部诗集。此次会面，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陈三立仙逝后，因连绵战乱，其遗体一直放厝于北平长椿寺。1948年家人根据其生前遗愿，才将其落葬于杭州西湖九溪十八涧之牌坊山。先期安葬于此的还有他的夫人俞明诗和长子陈衡恪。
陈衡恪，字师曾。早年留学日本，是清末民初才华横溢、享誉神州的画家及艺术教育家。国内许多有声望的画家如李苦禅、王雪涛、刘开渠、高希舜等都是他的学生。正当他绘画艺术如日中天之际，天不假年，48岁时患上重伤寒，却被庸医误诊为疟疾，服用了过量的金鸡纳霜，结果腹泻不止，医治无效，不幸英年早逝。
四
陈寅恪有一个夙愿，死后能与父亲、兄长葬在一起。但被有关部门拒绝了。原因挺简单：九溪十八涧系风景名胜区，不能建新墓。陈寅恪殒于1969年10月7日，是冷眼横对“文革”的凄风苦雨而亡。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停地流泪。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极有个性的国学大师，是当代史学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一身傲气的学者傅斯年曾由衷地感叹：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中国仅一人而已！
陈寅恪早年留学日本，后又在欧美留学16年。其间，他上过世界最牛的大学，却没拿过一张文凭、一个学位。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几年内被一个具体的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当年他获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时，因无文凭、无著作颇受争议。校长曹云祥曾去问荐者梁启超：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没学位。曹问：有何著作？梁答：没有。曹不悦：既没学位，又没著作，怎能当清华的导师？梁愤然：我也没有博士学位，但可算是著作等身了！告诉你，我所有的著作加在一起，还不如陈先生短短的几百字有价值！顿时，曹愕住了。
很快，陈寅恪以其学贯中西、旁征博引的学问，征服了中国学界。他在清华讲课，不仅本校学生来听，北大的学生也来听；本校的教授来听，北大的教授也来听。胡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都是课堂上的常客。他因此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尽管恪守祖训，远离政治，但乡贤陈寅恪的家国情怀还在，民族大义仍浓。1962年，印度的尼赫鲁网罗了一大批印度学者皓首穷经，摆出了印度应该拥有争议领土主权的所谓“证据”，来势汹汹。面对印方的“学术侵略”，中央有关部门曾一筹莫展。最后还是毛泽东点睛：“你们去找陈寅恪！”知晓大义的陈寅恪慨然领命。尽管此时他已经双目失明，却在助手的帮助下，旁征博引、穷理尽微，从古代图志典籍、诗文歌赋中寻找线索，在史籍中清廷与印度、西藏往来的信函里找到确切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印度的荒谬歪理，为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因与父兄一起安葬的方案受阻，于是，亲友只得将其骨灰暂存广州34年。先生未能落土为安，江西学人如鲠在喉，时刻惦记。1994年春，江西省社联筹备召开义宁陈氏文化家族学术研讨会。李国强、胡迎建等学者提议将陈寅恪骨灰安葬于庐山，并立即写出报告，时任省长吴官正认真阅读后，作出了细致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批示。后经多方的协调，终于得成。
又是枫叶如火的季节。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到庐山植物园内的景寅山。陈寅恪的墓位于山岭的中段。坐南朝北、地势干燥。墓碑就地取材，由大小砾石垒成，不起坟墓、不设碑额、不刻碑文，简朴而庄重。只是在一块巨石上，镌刻着由黄永玉先生丹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先生的风骨之髓、精神之魂所在。
五
我用红绸包裹着在西山崝庐废墟上拾的一块砖砾，杭州牌坊山掬的一抔黄土，庐山景寅山采的一片红枫。老辈人说，故人墓前的风物，是逝者留在人间的“眼睛”，时刻关注着世态的炎凉。而今，百年来门可罗雀的陈家大屋，短短的几年工夫就变成了景区。距陈家大屋约莫两公里的地方，立起了一座气势不凡的牌坊，周边停车场、游客中心、售票处、电子验票机等旅游设施一应俱全。我为家乡终于重视文化的举措感到欣慰。可我心里却有种隐隐的悲戚。作为故乡后人，扪心自问，在乡贤先后离世的百多年里，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贤德，举行过公祭或扫墓活动？陈寅恪逝世无法入土的34年里，可否有人呼吁恭请寅恪先生回家？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屋场还是那座屋场。但装饰一新的凤竹堂的厢房里摆着雕花的木床、精美的家具、仿制的字画，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没有往次见到的厅堂摆着谷桶、厢房放着农具、院里闻着狗吠更接烟火气。毕竟，陈家大屋的始建者是客家棚户，是满脚黄泥的农民。于是，我将红绸布包摆放在门前的旗杆石上，轻轻打开。这儿可见到青山、绿水、鸟啼、蛙鸣，还有老屋墙上爬满的青苔。这些，才是久违的乡愁，才是铭印在乡贤记忆深处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