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柏林在评述托尔斯泰的时候，借民间谚语中刺猬与狐狸的寓意，区分了大作家的两种类型。在我看，刺猬与狐狸也可以用来命名文学作品当中的两种人物形象。一类是“刺猬型人物”，一类是“狐狸型人物”。
从出现时间上看，“刺猬型”人物，比如阿喀琉斯、力士参孙、堂吉诃德、庞大固埃等出现得更早一点，“狐狸型”人物，诸如哈姆雷特、毕巧林、伊凡·卡拉马佐夫等出现得更晚一点。启蒙运动差不多刚好处在两种人物的过渡带上，促成了文学人物从情感到理智、从内分泌系统主导到神经系统主导的转型。
“刺猬型”人物往往肉体与精神的动作是统一的，思念就求爱，生气就愤怒，可以不假思索大战风车。启蒙运动之后，动用乃至过度动用自己理性的“狐狸型”人物轮番上场。动作之前的考量、沉思、犹豫增加了，肉体与精神的动作不再同拍，精神的拍子慢了下来，于是二者开始分离。那种由知行合一、灵肉同步产生的刺猬的“统一性”被打破了。在“狐狸型”人物看来，“刺猬型”人物是简单的。但“狐狸型”人物的问题是，他们知行不一，想逃避责任偏偏拿起了复仇之剑（哈姆雷特），想爱的时候偏偏要诅咒（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暴怒的时候偏偏惊人的冷静（海明威笔下的杀手）。他们的灵与肉谈不拢了，心和脚走向不同的方向，比如拉斯科尔尼科夫，自我认知也发生了分裂，一会儿自认为是天使、一会儿又咬定自己是魔鬼。
“刺猬型”和“狐狸型”这两种人物，前一种统一、简单、笃定，后一种分裂、复杂、游移不定。前一种“真诚”，符合艺术的“应然理想”；后一种“真实”，符合艺术的“实然理想”。19世纪以来，小说美学的重要分野，表现为这两种理想的分道扬镳。
对具有古典美学倾向的作家来说，艺术的“真诚”是第一位的，他们偏爱塑造知行合一的、精神统一的“刺猬型”人物。而对福楼拜以降的作家来说，“真诚”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他们认为“真实”比“真诚”更重要，分裂、复杂、游移不定的狐狸型人物才是“真实”的，平庸、自私、暴力甚至邪恶的人物才是有深度、有难度的。那种闪着光辉的巴尔扎克式、雨果式人物，符合“美善”的标准，但不完全符合“真”的标准，甚至只是一种虚无飘缈的主观臆造。这就是为什么罗兰·巴特说，“在巴尔扎克使用的第三人称和福楼拜使用的第三人称之间相隔着一整片世界。”
“刺猬型”人物是“应然理想”的产物，他们的结局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倾向于肯定性的。因此，以“刺猬型”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大多走向喜剧，这种类型的小说，表现了“刺猬的幸福”。学者张柠的长篇小说《春山谣》的主人公顾秋林就是一个“刺猬型”人物。在外在世界当中，顾秋林的结局看上去很凄惨——最晚离开下放的春山岭，终生远离爱人，生活贫困，最后因为心梗早逝。但在顾秋林的心灵世界当中，他从始至终坚守着自己对爱、艺术和生活的信念与乐观，他是统一的、稳固的，是幸福的。所以，作者才这样描述他的结局：“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只有顾秋林没有变。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歌。这个表面上沉默寡言，生活似乎了无生趣的男人，内心却总是被巨大的幸福所充斥。”
“刺猬的幸福”不是终成眷属与阖家团聚，不是五花马和千金裘。总之，这种幸福不是其他知青苦苦追求的“世俗的幸福”，与财富的多少、权势的得失、情爱的去留无关。这种幸福是精神的笃定、道德的纯正、良知的无缺，它由内在的平静所带来，是安德烈公爵的幸福、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的幸福、万卡的幸福，是“今日方知我是我”，是“精神愚者”的幸福。
与“刺猬的幸福”对应的是“狐狸的不幸”。那些怀疑、多思的头脑巨人，同时也往往是行动的矮子。智力、思辨、观念将他们从黑暗的安宁中吵醒，他们睁开了眼睛，认清了自己，但从此也开始了漫长的失眠。在文学作品当中，表现为那些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处于永恒的折磨与煎熬之中，无法得到内心的安宁和生活的圆满。
在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里，“刺猬型人物”实在很少。余华笔下的福贵和许三观，刘恒笔下的张大民，阿来笔下的傻子土司……写“狐狸的不幸”太多太多，路翎笔下的蒋纯祖，王蒙笔下的倪吾诚，王朔笔下的马林生，李洱笔下的应物兄、《三城记》当中的顾明笛等等。或东方或西方、或执拗或分裂、或清晰或混乱的思想观念，压垮了他们的精神天平。一个由此引发的新问题是：一种高度整合的艺术创作——表现“狐狸的幸福”的小说，存在吗？一个分裂、复杂、游移不定的人，在统一、简单、笃定的结局中善终的故事，存在吗？一个内心与外部世界处于冲突状态的人，最终他的内心可能与世界达成和解吗？这已经不是一个纯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涉及到现代人心灵困境与现代漫游小说艺术任务之间的关系。
卢卡奇给过一个答案，他认为曾经有一部作品，“作为一种综合尝试”，几乎写出了“狐狸的幸福”，那就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小说的主题是“难以解决的、由体验的理想所引导的个人与具体社会现实的和解”。他的标准可能有些苛刻。在我看来，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加缪的《鼠疫》等诸多经典都在不同层面上写出了动人心魄的“狐狸的幸福”。
挑战写“狐狸的幸福”，是艺术上的奥德修斯归乡之旅，是作家创作生涯当中最凶险的航行。写作中最大的障碍不是艺术的障碍，而是心灵的封闭，是对灵魂的视而不见，对深渊的避而远之。敞开自己的内心吧，把小说仅仅作为技艺和饭碗的人，说不出真正有分量的痛苦，就写不出真正有分量的幸福。